全国二卷作文
湖北考生
在当今社会，分数功利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极严，得不到满分便拳脚相加;而有的家长则“及格万岁”，认为只要及格便是好的。不管他人的看法如何，我认为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因为这均是将分数功利化的行为。
近年来，“虎妈狼爸”层出不穷，因其用严厉的教育方式将子女“打”进名校而出名，并赢得人们热捧。而我在这种大势下，只想问一句――这样做真的对么?先不论这种“高压”教育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会造成何种影响，从社会进程上看，现在早已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读书不好的学生岂能一棒子打死?
莫将分数功利化。分数虽重要，但也并不是唯一，其他方面的能力更为重要。十年前的神童退学事件留下的一地鸡毛仍历历在目。那个神童从小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换来了什么?换来的只是因生活无法自理而被大学退学的通知。这样的分数至上，这样的本末倒置，是不是可以停止了呢?
其实，不少家长都明白，一百分和九十八分并没有多大的差距。他们只是忍不下这攀比之心，更何况分数不是一切，你怎能肯定地说考满分的孩子一定比别的孩子优异呢?既然不能肯定，那为什么要将孩子们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多得一两分上呢?为何不将这时间花在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上?社会需要的不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
达尔文小时候成绩并不出众，而且还喜欢在课余时间观察小动物，甚至昆虫。若将他放在现在，恐怕不少人都会认为他“不务正业”，但正是这“不务正业”才结束了“神学”几千年以来的统治，才有了我们的“进化论”。是的，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绝对不是只有学习!
内地首富马云也并不是名校毕业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电子商务界呼风唤雨。由此可见，学习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
不错的，我们无法否认优异的成绩或多或少对孩子的未来有所裨益，但为了这个苍白的理由而牺牲孩子的童年，扼杀他们的梦想，未免太残忍了吧!
一百分也好，九十分也罢，甚至是刚及格也无妨。莫将分数功利化，因为分数不能代表一切。
满分分析
在任务驱动型作文之风吹遍神州之时，高考命题者也在不断研究，如何继承好的作文题型，如何避免套作，如何避免猜题、押题，今年的作文题就凝聚了命题者的智慧。仔细研究2016年全国卷Ⅰ湖北满分作文，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精妙。
审题准确，观点鲜明
一幅漫画的解读角度是多方面的：从漫画中家长、学校教育者的角度入手，可批判现行教育的弊端，如唯分数论、棍棒教育、粗暴教育、教育的功利性等;从漫画的引申义入手，可阐释社会评价人才标准的合理性;从漫画中孩子等受教育者的角度入手，可谈对人生的启示，如要制定合理目标、追求梦想、比较要合理、如何看待别人的评价等。以上都是非常好的作文立意。本文就扣住了“分数”这个关键要素，指出将分数功利化是错误的做法，无疑是非常准确的，可以说“击中了要害”!并且题目就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清清楚楚――“莫将分数功利化”。中心明确，观点清晰，表达简洁，能很快吸引阅卷老师眼球。
内容充实，思路清晰
漫画类作文要对漫画所揭示的普遍现象、突出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看法，在论证时应集中在漫画所揭示的现象或问题上，很多时候无法像传统作文那样用例子充实。但本文作者在表明观点后，用简洁的语言毫无痕迹地引用“狼爸虎妈”和“神童退学事件”;指出“社会需要的不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后，又引用达尔文、马云的例子以佐证，这些例子的运用紧扣作者的观点，丰富了文章内容，为文章增色不少。
本文的思路清晰自然，点、联、论一气呵成
第一段结合材料(漫画)明确地点出观点――莫将分数功利化。第二、三段联系社会现实，指出“分数功利化”弊端――造成高分低能;时代在变，“惟有读书高”一去不复返。由此论“当今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就顺理成章了，对达尔文、马云事例的解析进一步印证了作者观点。可以说论述步步为营，衔接顺畅，给人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语言简洁，论证有力
文章的语言最能打动读者，议论文语言表达不准确或论证力度不够，在评分时很受影响。本文作者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首先，表达是简洁准确的，对漫画内容以几个字概括：拳脚相加、及格万岁。既扣住漫画内容又概括出漫画反映的社会现象。其次，举例点到即止，如“神童退学事件留下的一地鸡毛仍历历在目”和“内地首富马云也并不是名校毕业生”例，如此简洁的表达给人清新之感，毫无冗杂之态。最后，全文总共9次感叹、反问也为文章增强了论证力度。
写作借鉴
紧扣构图元素，多角度审题
漫画作文的审题应从构图元素上入手：单幅漫画，着重观察主体元素;多幅漫画，重点观察细节变化。同时，要从漫画的本义、比喻义、引申义上作多维思考，从而达到多角度审题的目的。
关注时事，培养思辨能力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要广泛关注时事，对普遍而突出的社会现象、问题多做思考，辩证认识，只有充分准备，才能从容应考。
理清思路，清晰表达
“文似看山不喜平。”文章层次是表现我们思维能力的一个维度，特别是议论文，尤其需要明确论证思路，展现自己的思维水平。同时要注意语言简洁有力，善用修辞，活用句式，对事例的处理要恰到好处。
全国二卷作文篇2
[关键词]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总目》 ;纪晓岚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08―13
Abstract：In 2011 a photocopy was published of the Tianjin Library copy of Ji XiaoLan's manuscript draft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material wa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since it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the methods of editing and revising that text. For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is key to determining its academic value and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tex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Previously， both Professor Liu PuQ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I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issue of dating， arriving at different conclusions since there were some flaws in our original attempts. As a result， there was no consensus and the issue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before it can be resolved.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hose previous studi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ating and therefore the proper position of this manuscript with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manuscript for research.
Key words： Siku Quanshu; Siku Quanshu Zongmu;Ji XiaoLan
一 前 言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以下简称“津图《纪稿》”)，是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资料。此一文献的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式与修订重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究竟在何时，是确定本稿本学术价值与判定《总目》编纂过程的重要关键，因此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自然是刻不容缓的要务。此前，笔者与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曾先后，讨论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虽然结论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初步尝试，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有_到原本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讨与论定。
二 “津图《纪稿》”内，另有误羼入的
其他《总目》稿本残卷
由于“津图《纪稿》”并非完本而是残稿，虽说如此，残存的稿本仍有七十卷之多，为《总目》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五，份量相当可观。但通读整部“津图《纪稿》”，会发现影印问世的这部书稿，其实羼入了一些不属于此一稿本的其他《总目》的残卷，在进入主题讨论“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前，有必要先将这些残卷加以剔除，以便就完整的“津图《纪稿》”进行较深入的讨论，这是进行本文论述时应优先处理的部分。
误收入“津图《纪稿》”的其他《总目》残卷，包括影印本的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及卷一五一(集部四)，这些残卷的版式与“津图《纪稿》”影印本的其他部分明显不同，差异相当清楚，极易加以区隔。以下就此先行讨论：
1.卷七十七除卷端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小题标“史部三十三”外，未标“地理类存目六”。仅首叶版心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既无边栏、鱼尾，亦未标部类名称，更缺页码，全卷皆如此。又于卷末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与“津图《纪稿》”他卷体例不同。加以所收各书错简极多，排列顺序混乱，常有前后颠倒，排列次序多异于殿本、浙本的现象，如：a.《崇恩志略》七卷下接《晋录》一卷、《长溪琐语》一卷…;b.《增补武林旧事》八卷、《帝京景物略》八卷下接“右地理类古迹之属三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皆附存目。”《豫章今古记》一卷、《西湖繁胜录》一卷…。
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查是书便于翻阅，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原户部尚书曹文埴奏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刷印装潢呈览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m中朱批奏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2374-2375。
可见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已着手刊刻《四库全书总目》，其后因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某些书籍抽出或补入，原有提要必须因应更换;某些提要因有违碍不妥文字，也必须适当校改增删，因而中止未刻。一直到纪昀完成整部书稿的订正校勘工作，才重新恢复《总目》的刊刻作业。这一耽搁，延迟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将这部书刊印完竣，《四库全书总目》的最后定本，也就是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才正式面世，距离高宗皇帝核定编辑此书，已有二十余年。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修改工作，至迟应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之前即已告竣，而“津图《纪稿》”的编纂抄写，其时间理应早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这是“津图《纪稿》”编纂时间的下限。简而言之，“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必然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这一段时间之内，以下即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探讨《津图纪稿》较具体的编纂时间。
(一)就“卷首”体制的差异，可知“津图《纪稿》”的编竣时间，不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此前，在拙撰《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一文中，
夏长朴：《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台大中文学报》，第44期(2014年，3月)，页185-222。 笔者曾根据“津图《纪稿》”卷首收有乾隆《御制诗》与《御制文》六卷，论断“津图《纪稿》”的编成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由于新证据的发现，于今看来，这个判断有所误差，必须依据考订后的相关资料，重新加以推定。
“津图《纪稿》”与“武英殿本”(以下简称“殿本”)、“浙江杭州刊本”(以下简称“浙本”)《总目》的最大差异，
本文所谓“武英殿本”，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武英殿刊行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四卷;所谓“浙江杭州刊本”，即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一卷。参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季刊》(2005年1月第1期)，页152-159。按：本文所用“武英殿本”，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影印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浙江刊本”，则为1965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在于“卷首”部分。浙本、殿本《总目》的“卷首”虽有一卷、四卷的不同，但其包含的项目其实相同，也就是说二者都有“圣谕”、“进表”、“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凡例”及“门目”等项目
殿本的“门目”，即目次。浙本在“凡例”之后之后各卷的目次，未另恕懊拍俊毕钅俊 。与二者相较，“津图《纪稿》”的“卷首”则差别颇大，明显不同，不仅缺少“进表”，同时亦无“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津图《纪稿》”较诸浙本、殿本《总目》，另多出了六卷“御制诗”、“御制文”。亦即是“圣谕”之后，津图《纪稿》”即接“卷首”之二、三、四、五、六，均为“御制诗”;“卷首”之七，则为“御制文”，然后才是“凡例”。此六卷“御制诗”、“御制文”的存在，为探讨“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线索。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清高宗在看过《四库全书》馆进呈的《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之后，下了一道上谕：
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所办《总目提要》内，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恭载列圣钦定诸书及朕御制、御批各种。所拟殊属纷繁。…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书成之日，篇帙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列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也。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而四库书内朕所题各书诗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开帙了然。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289-1290。
这道谕旨的主要内容，对收入《四库全书》的清代皇帝钦定诸书及各种御制、御批书籍的编排方式，做了明确的指示。其中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编辑内容，高宗颇有意见，他不赞成将自己的六卷御制诗、文编在卷首，认为此一作法违背伦常，有所不妥。因此明文要求将原已编入其中的六卷御制诗、文全部撤出，分别改列入御制诗文集内，不要再列为“卷首”。高宗对这件事极为在意，两天之后，又再度下谕、重申此意，他说：
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总目，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业经降旨，令将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述之前，不必特标名目，并令将“卷首”所录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分列御制诗、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则体例精严，而名义亦秩然不紊，称朕折衷详慎之至意。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
4.“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与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不应同时出现在同一书稿之中。
就常理而言，“津图《纪稿》”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与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书稿之中。此因“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接连两道上谕下令要移除的对象。然而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却是这道上谕颁布并执行后的皇帝谕旨，时间等于或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这部书稿既然正式收入这些上谕，理论上必然已经处理了上述六卷文字，否则即是公然违背皇帝的旨意;在当时的时空环境来说，这种状r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此看来，收有第一卷“圣谕”的书稿，同时也不应保留上述六卷文字。上述论证若是无误，则第一卷“圣谕”与“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二者绝无可能编辑在同一部书稿中，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必然会产生矛盾，也难以自圆其说。
上述现象的合理解释应是：此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稿本，其后整理时因故汇编在“津图《纪稿》”中。可以确定的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是时间较早的书稿，第一卷“圣谕”则属于较晚的书稿，既然同为《总目》稿本，北京故m整理时未加分辨，径自将其合编在一起，因而成为“津图《纪稿》”的一部分，这就是“津图《纪稿》”影印本的目前状态。
5.“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不应纳入“津图《纪稿》”。
既然第一卷“圣谕”与“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这两组资料，不能同属于一部书稿，那么究竟哪一组不属于“津图《纪稿》”呢?就目前“津图《纪稿》”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这一组。原因在于“津图《纪稿》”的“凡例”第二条有如下的记载：
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于列朝皇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道秉大公，义求至当，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独断，义惬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
“津图《纪稿》”，页1-278，“凡例”。
这一段叙述，呼应了上述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先后发出两道要求将乾隆御制诗、文六卷从卷首撤出，“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的上谕。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289-1290。参看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辑(总第109辑)，页163-184。 换言之，“津图《纪稿》”的卷首部分，除了保留有关修书的“圣谕”作为御制序之外，理论上已不应再收入高宗御制的诗、文。既然“凡例”有此明文，则上述两组资料中应排除哪一组，已经十分清楚，亦即“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不应保留在“津D《纪稿》”这一书稿之内。
基于上述所举各点，可以确定目前置于“津图《纪稿》”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原本属于另一版本，其编纂时间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津图《纪稿》”并非同一部书稿，不能因北京故m移交给天津图书馆时已编辑在一起，
李国庆：《影印纪晓岚删定本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前言》云：“天津图书馆收藏四库馆臣写本《总目》共计三部，除上举的这部纪晓岚删定《总目》残存稿本之外，另外两部，均无删改批校文字。……这三部《总目》均是残本，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随同其他近百部古籍，由故宫博物院无偿拨给了当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即今天的天津图书馆)。”见“津图《纪稿》”，卷首，页2。 即认定同属于一部书稿。因此，讨论“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时，上述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也应比照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卷一五一(集部四)等卷的处理方式，将其排除在“津图《纪稿》”之外，不列入讨论范围。
就此而言，“津图《纪稿》”卷首“圣谕”部分所收最末一条时间既然已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则“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必然晚于这个时间，也就是说，“津图《纪稿》”应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后的稿本。
(二)由收录李清《诸史同异录》等书，可知“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在审阅四库全书馆进呈的续缮三分书时，清高宗发觉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竟然有世祖顺治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的记载，震怒之下，立即下令撤出此书加以销毁：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今续三分全书，犹复一例缮录，方经朕摘览而得，甚属非是。…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钦此。
《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裁等交部议处》(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991-1992。
此事影响极大，牵连范围甚广，李清的著作当然全都自《四库全书》撤出销毁。全面清查之下，连带的周亮工、吴其贞等人的著作也遭波及，一并自《全书》撤出销毁;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所收各书，只要提要内容涉及上述诸人的文字、书名，也都遭到牵连，必须删除改动。《四库全书》如此，《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一概都要查删处理。换言之，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总目》稿本，理论上不应再收有上述诸人的著作提要，各书提要内容也不容许再出现上述诸人的名字与著作名称。
禁令如此严峻，“津图《纪稿》”的提要与文字却与禁令并不一致。就笔者翻阅所得，“津图《纪稿》”虽是残本，但却保存了不少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著作，以下逐一条列说明：
1.李清《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五十，史部别史类)
“津图《纪稿》”(页3-621)在郝经《续后汉书》、薛虞畿《春秋别典》二书之间，原有此书。卷数原作“一百五卷”，纪昀改为“一百九十一卷”。
纪昀夹签条云：“《南北史合注》已撤去，此提要应删。存查。”
2.周亮工撰《书影》十卷(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六)
“津图《纪稿》”(页5-149)在孙承泽《春明梦馀录》、王士祯《居易录》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纪昀将此条删去。
3.周亮工编《赖古堂藏书》无卷数(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
“津图《纪稿》”(页5-552)在李曰涤《竹裕园笔语》、张潮《昭代丛书》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夹签条云：“《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以归画一。”
4.周亮工撰《赖古堂诗集》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
“津图《纪稿》”(页8-16)在高尔俨《古处堂集》、孙廷铨《b亭文集》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纪昀将此条删去。
上述四书，“津图《纪稿》”原有，其后浙本、殿本均已删除不存。
著作之外，“津图《纪稿》”各书提要中，依然存有不少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的文字，例如：
1.明杨慎撰《丹铅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
“津图《纪稿》”(页4-563)此书提要“慎博览群书，喜为杂著”下，原作：“周亮工尝刊其书目，凡二百馀种”;又“是编出而诸录遂微”下，原作：“然周亮工《书影》称其讹字如落叶”。
纪昀未改动。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丹铅余录》书前提要亦未改。
殿本(页3-582)改为：“计其平生所⒙迹不下二百馀种”;“然书帕之本，校雠草率，伪字如林”。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丹铅余录》书前提要改作：“流传甚多，世行书目，凡二百余种”、“然锓版失于校雠，其讹字如落叶”;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作：“其生平所著之书目，凡二百余种”、“然或者称其讹字如落叶”。按：此处所谓“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指的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提要》(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所谓“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指的是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浙本(页1025)同殿本。
2.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十卷(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四)
“津图《纪稿》”(页4-638)此书提要“元阴时夫《府群玉》实源于此”下，原作：“而周亮工《书影》称真卿取句首字”。
o昀未改动，惟夹签云：“六页前八行 周亮工”。
殿本(3-599)未改，同“津图《纪稿》”。
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封氏闻见记》书前提要均未改。
浙本(页1033)改为：“而后人不察，有称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说为杜撰欺人。”
3.清李滢撰《懿行编》八卷(卷一三三，子部杂家类存目十)
“津图《纪稿》”(页5-460)此书提要，“扬州兴化人”下，原有“李清之从弟也”六字。
纪昀删去：“李清之从弟也”六字。
殿本(页3-820)、浙本(页1130)同纪昀所改，均删除此六字。
4.明祝彦撰《祝氏事偶》十五卷(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
“津图《纪稿》”(页6-159)此书提要“义相仿而例则各殊”下，原作：“后来李清之《诸史同异》、周亮工之《同书》，其体实权舆于此。然彦采摘疏略，不能及李、周书之精密。”
纪昀改为：“大致与周亮工之《同书》，约略相似，而不能及周书之精密。”
殿本(3-913)作：“大致与同时陈禹谟之《骈志》约略相似，而不能及陈书之精密。”
浙本(页1171)则作：“大致与后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
5.明马之骏撰：《妙远堂集》四十卷(卷一八，集部别集类存目七)
“津图《纪稿》”(页7-569)此书提要“文二十六卷”下，原作：“周亮工《书影》引张绿居之言曰……观亮工所记，即之骏之诗可知矣”凡百二十字。
纪昀删去两处“周亮工”字样，内容成为：“张绿居之言曰：“新野马仲良同钟伯敬起家庚戌进士，自造新声，偕吴门王留亦房唱和，其诗抉镂性灵，鲜警秀异，足以移易一世。王、马之名，宜与钟、谭并。乃世惟口钟、谭，不及二子，则为仲良者，不幸而诗不播于天下，为风气所归。抑幸而不列变中，得免世诋诃耶。”观此则之骏之诗可知矣。”
文溯阁抄本(1a-1b)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4-816)、浙本(页1622)此段文字均改为：“万历季年，文体渐变，竟陵钟惺、谭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诗归》一编易天下之耳目。之骏于惺为同年，亦与王W登之子留造作新声，务以鲜警秀异相倡和，均别派也。钟、谭之名最盛，后来受诟亦至深。之骏与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自萎，谈艺者遂不复抨击，此集盖偶尔得存耳”一百十七字，唯浙本作“不久而自萎”，多一“而”字。
6.清张习孔撰《贻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
“津图《纪稿》”(页8-105)此书提要“多直抒胸臆”下，原作：“无明末钩棘纤佻习。施闰章序其诗，而周亮工序其文，盖其趋向于二人为近也。”
纪昀删去“施闰章序其诗，而周亮工序其文，盖其趋向于二人为近也”二十三字，仅存：“无明末钩棘纤佻之习也。”
文溯阁抄本(54a)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页4-863)同纪昀所改。
浙本(页1643)则删去“而周亮工序其文”七字。
7.清高阜撰《三苏谈》五十卷(卷一九四，集部总集类存目四)
“津图《纪稿》”(页9-391)此书提要“祥符人”下，原有：“与周亮工友善，此书以乌丝栏缮写，板心有“赖古堂”字，犹亮工家旧钞本也”二十九字。
纪昀删去此二十九字。
文溯抄本(5a-5b)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5-191)、浙本(页1768)均同纪氏所改。
类似例子，仍有许多，不再一一详举。
如：[明]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二卷(卷七，易类存目一)、[明]张萱撰《疑耀》七卷(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明]陶宗仪编《说郛》一百二十卷(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宋]赵崇绚撰《u肋》一卷(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明]李梦阳撰《空同集》六十六卷(卷一七一，集部别集类二十四)、[清]程正揆撰《青溪遗稿》二十八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清]吴嘉纪撰《陋轩诗》四卷(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明]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明]唐汝询撰《唐诗解》五十卷(卷一九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三)、[清]郑方坤撰《全闽诗话》十二卷(卷一九六，集部诗文评类二)等提要，均有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或其著作的文字，有的遭墨笔删除，有的改为其他文字，也有遗漏未改动的，各种情形都有。 上述所举这些出现于“津图《纪稿》”中的李清、周亮工等人名及其著作，大致上都在纪昀修改时墨笔删除，或加以改写。
有关各本《四库总目》中，李清、周亮工等人著作及姓名遭修订的详细状r，前举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有详细的比对讨论，请参看。 少数未改者，可能是一时疏忽，]有注意到，遂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更改删减修订，都应是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后所为。“津图《纪稿》”既然完整收有这些资料，其上又存有纪昀以墨笔在稿本上修改更动的痕迹，正足以证明“津图《纪稿》”的编纂写定时间，必然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三)从丁炜所著《问山集》的销毁，可以证明“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军机大臣上奏，建议销毁丁炜所著的《问山集》一书，奏折上说：
前蒙发下丁炜所著《问山集》四本，臣等详细阅看，其中字句谬妄之处，谨逐一签出呈览。查是书经两淮采进，现在《四库全书》列入存目。前此该总纂等因存目书内恐有违碍应毁之本，呈请总裁奏明，派员覆阅办理。而是书因该馆提调遗漏送阅，是以未经列入汇奏应毁之数，应请即行撤毁，其存目之处一并扣除。并行文福建巡抚雅德查出板片，解京销毁。至从前遗漏之该提调官，应请交部议处。总纂官未经查出，亦属疏忽，应请一并交部察议。谨奏。
《军机大臣奏列入全书存目之问山集字句谬妄请即撤毁片》(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n案》，页1726-1727。
丁炜所著的《问山集》一书，高宗认为内容有问题，发交军机大臣严加审核。军机审阅结果，认为内容字句颇有“谬妄”，有所不妥，建议从《四库总目》存目中抽出销毁，同时惩处遗漏送阅的失职官员。此事经高宗皇帝同意后，即销毁是书，并对相关官员分别予以惩处。
《谕内阁遗漏销毁问山集之总纂等官著分别罚俸》(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起居注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30-1731)
《问山集》具体内容如何，因原书未见不得而知，该书提要谓：“炜以长短句擅长，诗文亦清切典雅，不涉王、李、钟、谭之派。然酝酿未深，微伤于薄。”
“津图《纪稿》”，卷一八四，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一，页8-305，《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 就此来看，此书文学成就虽不算高，却也看不出触犯政治忌讳之处。“津图《纪稿》”卷一八四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一，许尚质《酿川集》、陶季《舟车初集》之间，仍有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两淮马裕家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文溯阁抄本《四库总目》(页3)删除了丁氏原书，在《酿川集》、《舟车初集》之间，补入张锡爵《吾友于斋诗抄》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张锡爵《吾友于斋诗抄》提要云：“国朝张锡爵撰。锡爵字担伯，号中岩，嘉定人，寄居吾将。其诗酷摹王士祯，亦往往得其一体。其斋名“吾友于”者，取杜甫《岳麓寺》诗：“山花山鸟吾友于”语也。”;浙本《四库总目》(页1665)，亦删除丁氏原书，另在《酿川集》、《舟车初集》之间，补入尤世求撰《南园诗钞》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尤世求《南园诗钞》提要云：“国朝尤世求撰。世求字念修，长洲人。官南充县知县。是集分《金台草》一卷，《永壶草》二卷，《湛华草》一卷，《怀新草》二卷，《沁雪草》二卷，《逢辰草》一卷，《都历草》一卷。世求为侗之孙，故诗格亦与《西堂杂俎》相近。”。至于殿本《四库总目》(页4-915)，则完全删除了丁氏书，未再补入他书。
就“津图《纪稿》”原有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而纪昀修订时将其提要完全删去的现象观察
“津图《纪稿》”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书名下有纪昀墨笔“扣”字。，则“津图《纪稿》”的编纂应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之前即已完成，否则即与上述军机处档案的记载抵触。
(四)由《契丹国志》、《离骚图》二书提要的修订改纂，可以推知“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之前
“津图《纪稿》”中有两部补纂与补绘的书籍，由于各本书前提要著录校上的时间晚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对探讨“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造成障碍，此处拟一并讨论，以确定“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这两部书即宋叶隆礼奉人撰的《契丹国志》与清萧云从所画并注的《离骚图》。前者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著录的校上时间分别为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四十九年十一月;后者补绘后易名《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著录的校上时间同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都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之后，又该如何解释呢?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清高宗下令对南宋叶隆礼奉人撰的《契丹国志》这部书进行修订，在上谕中，他详细说明了对这部书的不满：
其说采摘《通鉴长编》及诸说部书，按年胪载，钞撮成文，中间体例混淆， 书法讹舛，不一而足。如书既名《契丹国志》，自应以辽为主，乃卷首年谱，既标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实内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岂非自乱其例?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茸，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称为胡文定公，实失君臣之体。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又引胡安国论断，以劫迫其父、开门纳晋军之杨承勋，谓变而不失其正。时承勋被围，虑祸及身，乃劫其父，致杀戮，而己受爵赏。夫大义灭亲，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亲，岂有蔑伦背义，尚得谓之变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右逆子而忘天经，诚所谓“胡说”也!
《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17-1419。
高宗指出，此书有“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论断失衡，“蔑伦背义”等弊病，经其详加批览，逐一指驳出来的有数十条之多。馆臣虽请求直接将此书自《全书》撤出，但高宗则强调“《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认为“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不允所请，且严词要求“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
同上注。
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其史部别史类正好收有此条提要，虽仅残存“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以下文字，但提要内容原文明确止于“固可以存备参考焉”。“津图《纪稿》”卷五十史部别史类提要底本(页3-602)则已将末句文字改为“存之亦可备参考”，其下另增添了：
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为书为奉宋孝宗人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今并仰尊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契丹国志》提要，“津图《纪稿》”卷五十史部别史类，页3-602。
从上述一百三十七字中可以看出纪昀禀承上谕大幅修订，并就提要内容斟酌损益，刻意迎合高宗意旨的用心。不仅如此，纪昀又再三考量，在底本文字上复作局部修正，将“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三十二字移至“既自相矛盾”下，并于书眉上墨笔详细说明文字移动调整的处理方式。如此看来，纪昀为了顺应上意，不惮繁琐，一再修正文字与内容的作法，用意无非在贯彻高宗的指示，彰显圣意，这由提要末置入“今并仰尊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一段文字，可以得到具体证明。
就相关档案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契丹国志》的修订，从高宗下谕令纪昀等人改纂修正起，到修订完成进呈御览，中间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17-1419。
2.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奏遵旨将各馆纂修拟定各书完竣日期等清单进呈片》(附清单)
所附清单载：“《契丹国志》，现在赶办，拟于九月内全部进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586。
3.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奏各馆纂办未竣各书分晰开单呈览片》(附清单)
所附清单载：“《契丹国志》，改纂已竣，F在缮写正本进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07。
4.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军机大臣奏遵查契丹国志办竣情形并将正本呈览片》：“遵查《契丹国志》于四十六年奉旨改纂，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谨将四库馆写出正本呈览。谨奏。”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90。
从上述各档案的记载来看，《契丹国志》自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乾隆下谕改纂起，开始进行改订纂修。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尚未完成，至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已办竣进呈，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则将正本呈览。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确定《契丹国志》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即已办竣进呈，至于现存各阁本书前提要所载校上时间较晚，时间有所出入，那是此书办竣进呈后另行抄写的版本，不能直接视为《契丹国志》办竣进呈的时间，二者是两回事，不可混淆为一。
《契丹国志》之外，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高宗亦曾下谕要求将清萧云从所画并注的《离骚图》一书，
关于萧云从与《离骚图》，吴哲夫有专文介绍，请参看吴哲夫：《萧云从的离骚图》，《故宫文物月刊》4卷11期(总47期)，1987年2月，页62-68。重行补绘，在《谕内阁离骚图中各图缺略不全著重加订正补画中》，高宗说：
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有萧云从画《离骚图》一册，盖踵李公麟《九歌图》意，而分章摘句，续为全图，博考前经，义存规鉴，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中，所存各图，缺略不全，著南书房翰林重加订正。其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补行绘画，以成完璧。书成即录此旨，冠于简端。
“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49。按：“但今书中”以下文字，文渊阁书前所录上谕较为详明，作：“所存各图，已缺略不全。又如荪荃兰蕙以喻君子，寄意遥深，云从本未为图，自应一并绘入，以彰称物芳。著于《古今图书集成》内采取补入，南书房翰林等逐一考订。将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仿照李公麟《九歌图》笔意，补行绘画，以臻完善。书仍旧贯，新补者各注明，录旨简端，即以当序。钦此。”
圣旨既下，群臣自然不敢怠慢，随即遵命组织人力，开始进行订正补绘的工作。根据上述乾隆谕旨补绘成书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究竟何时完成?现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完全]有此书完竣进呈的记载。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两次所上纂办未竣各书的清单中，也没有关于此书的资料。
虽说如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之外，也不是没有其他线索可资爬梳追索，最具体的资料其实就存在于文渊与文津两部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中。两部《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所收入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其实已提供了解决此书完成进呈时间的重要依据，只是过去无人关注而已。文渊阁本《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的“凡例”前，
按：文津阁本《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的卷前无“凡例”及“目录”，文渊阁本有。除了依惯例“录旨简端，即以当序”的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颁下的《谕内阁离骚图中各图缺略不全著重加订正补画》圣旨之外，次页还收了一首御制诗《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
按：文津阁本《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诗题作：“题补绘离骚全图八韵”。。这首诗在“批怜长卷情”与“共图得百五”之下，各有一段高宗皇帝的自注，与编纂相关较具参考价值的是“共图得百五”下的一段注文。在这段自注中，高宗说：
云从踵李公麟《九歌》为《离骚图》，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止存《卜居》、《渔父》，合绘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其余或原本未画，或旧有今阙。因命南书房翰林等逐一考订，令门应兆补绘九十一图，合之原书六十四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俾臻完善。
此处高宗明言：“令门应兆补绘九十一图，合之原书六十四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俾臻完善。”原书所存六十四图，门应兆所补的为九十一图，合计共一百五十五图。数目具体明确，这不可能是事前的预估，而应为事后的统计，亦即是说，这首诗是乾隆亲眼看过四库馆进呈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这部书后，所写下的诗作。可惜的是《四库全书》本所记载的这首诗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甚为遗憾!幸好《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的《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九中收录了这首诗，虽无具体月日，写作时间还是可以经由比较其他诗作推算得出来。《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五(页八后)至卷九十二注明是壬寅年的诗作，壬寅年是乾隆四十七年。《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未注写作时间，但《御制诗四集》的诗作是依照写作先后编纂的，卷八十八最后一首诗(晓起)所系的时间是“三月廿九日”，已为三月底，则卷八十九所收入的诗作，应从四月初开始。《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之下的《彻夜》诗为四月十一日作品，《夜雨》为四月十二日所作，依此比较推算，则写作《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的时间，应可推定为四月十日之前，放宽估算，大概是四月上旬。据此诗推测，《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应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上旬之前即已补绘成书，并已进呈御览，提要的完成应在同时。
《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之外，上述论证还有一个旁证，即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修竣进呈的《四库简明目录》，该书提要有如下的记载：
《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三卷，国朝萧云从原画并注。旧只六十四图，余多阙佚未备。乾隆四十七[六]年特命内廷诸臣考订补绘，自离骚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图，通计一百五十五图，《楚词》景物于是无不赅具矣。 [清]永、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原钞本)，页254。又：赵怀玉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卜棠校点)，页578亦同。
依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的《质郡王永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所载，改正后的《四库总目》就在此次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一并覆进。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602。《四库简明目录》著录的书名既已改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与“津图《纪稿》”及各阁本书前提要相同，按理“津图《纪稿》”的提要此时应已一并改撰。此外，《简明目录》提要的“自《x骚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图，通计一百五十五图”，与《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凡例”的文字雷同，各项数字亦与津图《纪稿》”该书提要的记载相符。就此而言，此时本书的补绘增订应已完成，否则统计数字不会这么具体精确。
除此之外，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4-5，原书总页495)、文溯阁抄本(9a-10b)、浙本(总页1268)、本(总页2926)、殿本(总页4-5)、“津图《纪稿》”等，书名均作“《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文渊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495)、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662)则作：“《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虽书名微有差异，但仍可见各本所收均为修正后的补绘本。唯一例外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文澜阁抄本《四库总目》，抄写的时间晚于各本，但该书所收的却依然是“《离骚图》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提要，
按：据台北国图所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著录，文汇阁所收亦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同于他本，而异于文澜阁本。原因何在?文献阙如，难以探讨，暂时只好存而不论。
上述诸书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提要所标的进呈时间都是较晚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又应如何解释?鄙意以为，著录书籍的校上时间通常晚于办妥进呈时间，上述所举《契丹国志》的书前提要所署校上时间较办竣进呈时间晚了一年九个月即是一例。书前提要内容即使完全相同，也会因各阁《四库全书》抄成的时间不同，所署进上时间也有所差异，如同一朱熹《四书或问》，文渊、文溯、文津三本提要内容全同，但校上时间却分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四十七年八月与四十九年四月;又如苏辙《古史》提要，文渊、文溯与文津的内容全同，而所署校上时间则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七年四月与四十九年正月的差异，类此之例极多，究竟应以哪一部书为准，就成了一个问题，目前仍找不出系年的通则。此外，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前述丁炜《问山集》的抽问题，档案具在，不能否定。这使得“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不可能晚至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这是决定性的证据，除非有其他文献记载可以将其，否则无法任意弃置不顾。
就此而言，“津图《纪稿》”不可能为乾隆五十一年刊刻时的清稿本。既然如此，“津图《纪稿》”的抄写时间亦不可能晚至乾隆五十一年。
三 附论：“津图《纪稿》”与陈垣
所得《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关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当代史学家陈垣根据他新得的“四库馆精缮底本”，撰写并发表了《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说明四库馆臣如何删改《四库全书总目》中与周亮工有关的违碍文字，举例详尽，结论精辟，颇具参考价值。
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86-394。亦见于陈智超编：《陈垣四库学论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页36-42。可惜的是，陈氏所得的这部残稿其后下落不明，究竟是否尚存于世亦不得而知，令人颇感遗憾。
2011年“津图纪稿”出版后，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在翻检“津图《纪稿》”的过程中，笔者不时发觉陈垣论文中所举的与周亮工有关的资料，在“津图《纪稿》”中都可以找得到，几乎无一例外。这一发现引起笔者颇大兴趣，于是就该文所举的例子逐一与“津图《纪稿》”比对，却因此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陈垣所举出涉及周亮工的书籍提要有如下各条：明杨慎《丹铅余论》(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津图《纪稿》”4-563)、明李贽《疑耀》(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津图《纪稿》”4-576)、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20，子部杂家类四，“津图《纪稿》”4-641)、明陶宗仪《说郛》(卷123，子部杂家类七，“津图《纪稿》”5-208)、宋赵宗绚《鸡肋》(卷135，子部类书类类一，“津图《纪稿》”5-644、明李梦阳《空同集》(卷171，集部别集类二四，“津图《纪稿》”7-412)、明马之骏《妙远堂集》(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七，“津图《纪稿》”7-569)、清程正揆《青溪遗稿》(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津图《纪稿》”8-9)、清张习孔《贻清堂集》(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津图《纪稿》”8-105)、清吴嘉纪《陋轩诗》(卷182，集部别集类存目九，“津图《纪稿》”8-170)、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189，集部总集类四，“津图《纪稿》”8-649)、明唐汝询《唐诗解》(卷193，集部总集类存目三，“津图《纪稿》”9-350)、清高阜《三苏谈》(卷194，集部总集类存目四，“津图《纪稿》”9-393)、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196，集部诗文评类二，“津图《纪稿》”9-642)、明祝彦《祝氏事偶》(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津图《纪稿》”6-160)、清李滢《懿行编》(卷133，子部杂家类存目十，“津图《纪稿》”5-460)、清周亮工《赖古堂藏书》(原在卷134，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竹裕园笔语》后，“津图《纪稿》”5-552)、清周亮工《赖古堂诗集》(原在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古处堂集》后，“津图《纪稿》”8-16)。
上述陈氏所举与周亮工相关的提要，共计十五条，全都见于“津图《纪稿》”中，删除修订更动处亦一一相符，此一现象应该不是巧合，值得注意。
另外，陈垣还举了一条与钱谦益相关的资料，亦与“津图纪稿”有所关连。在明祝允明的《怀星堂集》(卷171，集部别集类二十四)中，提要热葑浴啊兑赵坟囱浴芬云蚨唱莲花落诋之”下，原本有评论钱谦益一段文字，云：
钱谦益《列朝诗集》乃谓其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所录桃花坞歌之类，殆于钉铰打油。朱彝尊《明诗综》凡例，谓谦益无是非之心，是亦一端乎。
翻检殿本、浙本及其他通行本，此六十一字均已删除。透过比对，这段文字目前仅见于“津图纪稿”(7-406)，提要原文虽在，但已遭墨笔勾除。
除了上述相同现象之外，陈垣云该底本六十册，亦与“津图《纪稿》”册数相同，由此看来天津图书馆历史古籍部所收藏的这部“津图《纪稿》”，应该即是陈垣民国十年秋天所得的“四库馆精缮底本”。
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一文，在检讨现存的几种《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时，也曾提到“今以陈文所引该稿本与天图稿本相比勘，知其所见即为此残稿，且称该稿本六十册，亦与天图稿本相吻合。”这是探讨“津图《纪稿》”编纂过程中意外的收获。
四 结 语
“津图《纪稿》”是现存各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中，最早影印出版的书稿。2011年此书之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提供了极为方便的研究资料，配合稍早整理出版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使得过去难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史有了具体可循的方向，这是《四库》学研究的一大福音，其有功士林自不在话下。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部书稿究竟完成于何时?它与现存的各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相较，其编纂时间是早或是晚?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若能有合适的答案，对《四库》学的研究帮助极大，也是文献学界关心的问题。
全国二卷作文篇3
2016年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试题基本上延续了前两年的命题风格，呈现出极大的稳定性，但在稳定中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
(一)试题材料类型
稳定――2016年高考作文试题虽说以新材料作文为主，但仍然延续了前两年的选材理念，试题材料类型仍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生活现象(故事)类：此类试题材料在近三年高考作文试题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016年在全国9道试题中占5道;2015年在全国15道试题中占4道;2014年在全国18道试题中占9道。
社会现象(焦点)类：此类试题材料在近三年高考作文试题中所占的比例为：2016年在全国9道试题中占2道;2015年在全国15道试题中占4道;2014年在全国18道试题中占5道。
言论类：此类试题材料在近三年高考作文试题中所占的比例为：2016年在全国9道试题中占1道;2015年在全国15道试题中占5道;2014年在全国18道试题中占3道。
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侧重现象淡化故事。2015年，安徽卷“观察蝴蝶翅膀”，山东卷“辨别丝瓜藤与肉豆须”，全国新课标卷Ⅰ“违反交规的父亲”;2014年，全国新课标卷Ⅰ“山羊过独木桥”，辽宁卷“祖孙看风景”，这些题目试题材料均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2016年，这种以故事为试题材料的题目数量明显减少，仅全国新课标卷Ⅲ“市场规则”试题材料属故事型，其他大多为现象型。
将“我”融入材料。2015年，广东卷“感知自然”，天津卷“范儿”，湖北卷“泉水与喷泉”;2014年，广东卷“数码与胶卷时代”，北京卷“老规矩”，这些题目的试题材料中均找不到“我”。而2016年， 全国新课标卷Ⅱ“语文素养”，浙江卷“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天津卷“我的青春阅读”，江苏卷“我的个性与创新”，这些考题试题材料中均突出了“我”，从材料的内在要求上强调了考生写作的自我意识。
(二)关注方向
稳定――2016年全国高考作文试题重点关注的方向，和前两年所关注的方向大体相同，主要集中在：关注时代焦点、关注传统文化、注重价值构建三个方面。
变化――2016年高考作文试题和前两年试题相比，在关注的方向上有以下细微的变化。
将个人的价值观念与时念有机结合。2015年，广东卷“感知自然的远与近”，四川卷“老实人与聪明人”，上海卷“造就和谐自我”;2014年，重庆卷“出租屋的故事”，江苏卷“不朽的青春”，浙江卷“门与路”，广东卷“数码时代与胶卷时代”。这些考题要么重在从个人的角度上切入注重价值构建，如“老实人与聪明人”、“造就和谐自我”、“不朽的青春”，要么从社会的角度上引导考生关注时代焦点，如“感知自然的远与近”、“数码时代与胶卷时代”。但2016年高考作文明显地做到了让二者有机结合，如全国新课标卷Ⅰ“教育的奖惩”既是个人角度又是时代的焦点话题，天津卷“我的青春阅读”既是对个人阅读方式的思考又是对全民阅读方式转变的思考，天津卷“评价他人的生活”既是我与他人之间的评价又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评价，全国新课标卷Ⅱ“语文素养”既是个人的素养又是全民的文化素养……这些考题考生均可从自我切入，然后便可升华到时代的高度上，可谓可大可小，亦可先小后大。
避开具体的社会热点事件，关注焦点话题。2015年全国新课标卷Ⅰ“违反交规的父亲”，2014年大纲卷“老王生病”与福建卷“坚守大山的党支书”，这些试题均以具体的社会热点事件、特别是每年4、5月的热点新闻为载体引导考生关注时代焦点话题。而2016年此类试题一个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从“面”上给考生展示一个时代焦点现象，如天津卷“我的青春阅读”，浙江卷“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上海卷“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形式既能引导考生关注社会，又有效地避免了试题被猜中的可能，从而保证了考试的公平。
(三)考查能力
稳定――2016年高考作文试题仍延续前两年对考生能力的考查方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辩证分析能力。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所以对同一问题进行辩证分析是考生应备的基本科学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不仅是一个人应具备的能力，鼓励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应倡导的风气。
变化――对“二元矛盾”即辩证分析能力的考查有所淡化，对“多元矛盾”即开放思维能力的考查明显增强。
鼓励考生大胆质疑，自由表达，让考生有话可说一直是高考命题者的追求，而这个追求在2016年体现得特别明显。上海卷用一句“人们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的看法不尽相同”作为提示语，而没有限制某个具体的写作方向;天津卷用“请围绕自己的阅读方式，结合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谈谈我的青春阅读”作为提示语，写作角度同样很宽泛;浙江卷用“对材料提出的问题，你有怎样的思考”作为提示语，也没有限制某个具体的写作角度。
守正创新
2016年高考作文试题难度及命题形式从整体上来看是趋于守正、平和的，但在守正中也有所创新。
全国二卷作文篇4
一、坚持唯物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正确揭示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切剥削阶级从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史观，认为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只不过是陪衬。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人类历史的主人。“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身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评价历史人物》，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版，第24页。)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7-218页。)中国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它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与人民的关系如此密切，但还是要从根本上肯定“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7页。)党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社会实践的具体履行者，任何人都不能自恃见多识广，鄙视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那种“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1950年他告诫西南党政领导说：“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不管你有多大能耐，只要“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40-41页。)因此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基本观点，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要尊重群众，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愿意不愿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为转移。战争年代，“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页。)决定于对人民利益的保护和适当的对敌斗争方法。“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人民爱戴的领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235页。)和平建设时代，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就是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党用以发动群众，提高人民积极性的一面旗帜。作为我党的精神支柱和理论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但“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
邓小平在充分肯定“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3页。)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那么什么是领袖呢?他借用列宁的话说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但领袖不是官封和天生的，“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完全统一的，他们“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75页。)他们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他们集中了群众智慧，代表了人民利益，是群众中的精英。革命领袖对历史发展起了加速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就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就是充分看到了像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由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卓越领导，大大缩短了中国革命的时间，迎来了革命的最终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3页。)要弄清“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页。)当然，“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但是领袖的作用不是无穷无尽的，“个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任何杰出个人将一事无成。“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邓小平指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3页。)，因此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5页。)对领袖的尊敬是正常的，但“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不能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英雄人物的杰出作用等同起来，变成历史的二元论，更不能把杰出人物的作用说得无穷大，变成实足的个人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坚持彻底的唯物史观，就必须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最终推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此前提下承认领袖和杰出人物的重要性，承认他们对历史的加速或阻碍作用。
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评点历史人物，是邓小平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怀，跳出感情圈子，坚持全面公正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得出正确的结论。其特点表现为：
一是评价历史人物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绝不盲从或轻率下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历史，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任何人都活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本质不能凭空想象，不能以今天的观点去理解以前的历史，否则得出的结论不会符合客观实际。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终身，但“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甚至有的错误还相当严重。那么，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除了毛泽东个人应负的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邓小平指出，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肃反扩大化，客观上是“环境的确紧张”，人们在提高警惕的同时，“脑子发热，分析不清”，主观上“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如果非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是根本解释不通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邓小平肯定地说，1957年“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但“错误在于扩大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他自我批评道：“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页。)1958年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页。)，但责任同样不在毛泽东一人身上。1980年邓小平鲜明地指出：“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刘少奇、周恩来和他没有反对，陈云没有说话。总之，左的错误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熟悉造成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页。)，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大跃进”是左倾思想亚性发展的结果。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进行纠正，但对教训总结不够，不久左倾思潮再度膨胀，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8页。)，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被打倒。同时毛泽东所犯错误还与制度不健全，封建主义遗毒没有完全肃清有关。邓小平曾经讲过：“制度是决定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长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党内民主作风等建设，虽取得过一定成绩，但远“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7页。)，“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由于“一言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这样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使毛泽东“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4页。)
二是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科学公正，力戒片面和主观臆断。邓小平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9页。)春秋史笔的一大特点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个人好恶左右着对人物的评价，这是封建统治者的通病，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这样做。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345页。)那么如何做到这二条呢?首先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既反对把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的全盘否定论，又要反对坚持毛泽东错误的“两个凡是”派。要看到“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7页。)，创立了我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功劳永远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把毛主席作为党的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1989年邓小平说：“对我的评价……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7页。)邓小平虽“三起三落”，文化大革命中“吃过不少苦头”，但他却能不计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大胸怀，坚决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看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302页。)如果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页。)邓小平认为，在高度肯定毛泽东功绩的同时，“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因为“领袖是人不是神”(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7-278页。)，应当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就犯过错误”，能四六开就很满意了。“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9页。)“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5页。)虽然毛泽东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对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要负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3页。)，但那是成绩面前的错误。其次，要分清功过是非谁占主导地位。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同时“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更不能把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与毛泽东所犯错误相提并论。毛主席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页。)邓小平充满感情地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一段时间也犯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5页。)总之，邓小平认为既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又要指出他的缺点，这就从真正意义上“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7页。)
全国二卷作文篇5
1608年，李之藻在跟利玛窦学习数学一段时间之后，写成了《圆容较义》一书。此书共十八个题，主要论述了圆内接多边形和一些立体几何的性质。此书第十四题为：“锐觚全形所容与锐顶至边垂线及三分底之一矩内直角立形等。”此题的解释是：“论曰：从立形底诸角与相对一角如子角者皆作垂线，以成庚辛壬癸子觚形。此形与寅庚形同底同高，又同巳甲锐觚之高，既巳甲形兼庚辛壬癸子觚之三。”到这里，作者用小字体注解说：“十二卷六注言：两觚形同高者，其所容之比例入其底。底等亦等，底倍亦倍。”[1]
这里的“十二卷”是哪里的呢?经查对，正是《几何原本》中的第十二卷。《几何原本》十二卷命题六现在翻译为：“以多边形为底且有等高的两个棱锥的比如同两底的比。”[2]当时国内仅有利玛窦带来的克拉维乌斯神父编写的《几何原本十五卷》，因此，李之藻必定参考的这个版本。
上面的内容之后接着是：“寅庚全形亦兼庚辛壬癸子觚之三。”小字体解释：“以同底同高故，在十二卷七系。”[3]查这里的内容，与《几何原本》十二卷命题七内容也正相对。《几何原本》十二卷命题七为：“任何一个以三角形为底的棱柱可以被分成以三角形为底的三个彼此相等的棱锥。”[4]
此书第十五题为：“平面不拘几边，其全体可容浑圆切形者，设直角立形，其底得本形三之一，其高得圆半径即相等。”解答是：“有甲乙丙丁形，内含戊巳庚辛圆，其心壬，而外线甲乙切圆于戊。”这后面小字体解释为：“十一卷三题。”[5]我们查对《几何原本》第十一卷，命题三为：“如果两个平面相交，则它们的共同交迹是一条直线”。[6]仔细分析，本书的命题是其一个特例，是命题三一个推论。
此书第十六题为一个关于球的体积和立方体体积的题，在此题的解答中，有叙述说：“于庚辛壬丙内试作有法形勿切甲乙丙圆。”[7]之后还有叙述说：“于甲乙丙圆内作有法形不令切癸子丑。”[8]这两句话后面给出的小字体都是：“十二卷十七。”我们查《几何原本》十二卷命题十七，其为：“一致两个同心球，在大球内作内接多面体，使它与小球面不相切。”[9]由此，作者在这里介绍了这个命题。
此书十七题为一个关于圆的性质的题，在此题的解答中有：“甲圆外试作与丙(一个多边形)相似形。”这句话的后面小字体提示为：“十二卷”。[10]我们查阅《几何原本》十二卷，其引用了其中命题二--“圆与圆之比如同直径上正方形之比。”--证明过程中作圆外相似形的子命题。[11]
此书十八题为关于球的体积的题，在此题的解答中有两个小字体解释，第一个为：“圆角形同底之比例，若其高之比例。在十二卷十四题。”[12]第二个为：“圆角形同高之比例，若其底之比例故也。在十二卷十一题。”[13]查阅这里的内容，与《几何原本》中命题十四和命题十一正对。命题十四说：“有等底的圆锥或圆柱之比同它们的高之比。”[14]命题十一说：“等高的圆锥或圆柱之比如同它们的底的比。”[15]
由上可看出，利玛窦当时给国人简单介绍了《几何原本》后九卷的一些内容。
1631年，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JacquesRho，1593-1638)在北京参与《崇祯历书》的编纂，写成了《测量全义》十卷。《测量全义》为后面的天体测量奠定基础，主要讨论了各种几何图形的测量。在其第四卷中，给出了这样一个小命题：“以第一自乘又以乘第二，其两方之比例亦若第三与第四。”后面的小字体解释为：“见几何七卷十七题。”[16]检查之，此处命题正是《几何原本》第七卷命题十七：“如果一个数乘两个数得某两数，则所得两数之比与被的乘两数之比相同。”[17]
第六卷中作者主要讨论了立体几何，在这里作者说：“几何原本十二卷七增题曰：两平行面之体或同高，两体其比例为体与体若底与底，但取同类相求，以正高为据，不论体势直与不直……几何十二卷七题之系曰：同底同高之角体与平行面体之比例，若一与三。”[18]此两个命题显然是《几何原本》中的内容。
所以，罗雅谷也介绍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中的内容。
1687年，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Gerbillon,1654-1707)和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来到中国，不久他们即被召进北京给康熙讲授数学。他们在教学时，因为嫌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复杂难懂，于是另外翻译了由法国人巴蒂(I.G.Pardies，1636-1637)编写的《几何原本》(ElementsdeGeometrie)。他们在翻译的同时，或者是紧随其后，又写出了一本书叫《算法原本》。《算法原本》后来被收入到《数理精蕴》中，所以今天能看到。但是这不是原来的全部内容。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保存的李俨先生从故宫手抄出来的《算法原本》来看，原书内容要丰富的多。
《算法原本》主要讨论的是什么呢?现已有人作了研究：它主要讨论了整数数论;它的内容来自于《几何原本》;它其实是《几何原本》的第七卷。[19]
前段时间笔者也有幸看到了李俨先生的手抄本。其共分75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整数的性质，相当于定义。从第二部分开始，直到最后，讨论的全是数论的内容。但是，该书不是对《几何原本》第七卷的直译，是意译。
当时张诚和白晋他们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也有人进行了研究，认为是为了学习他们翻译的《几何原本》中的立体几何作打基础的。李善兰的几何原本序言中曾说：“(几何原本)卷七至卷九有比例无比例之理，卷十论无比例十三线，卷十一至十三论体，十四十五二卷亦论体，则后人无续也。无七八九三卷，则十卷不能读。无十卷，则后三卷中论无体之边不能尽解。是七卷以后皆为论体而作，即皆论体也。”1700左右，当时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写了一本书叫《几何补编》，其中提及了五种正多面体的性质。[20]在《几何补编》第一卷中，他说：“凡等四面体，以其边为斜线而求其方，以作立方，则此立方能容等四面体。”
在第二卷中，梅文鼎说：“立方内容二十边等边算法：亢卯寅房为立方全径一百，中寅中卯为半径五十，寅卯二点为二十等面边折半之界，寅卯线为二十等面边之半，中为体之中心，寅中卯角为三十六度。中寅半径当理分中末之全数，寅卯即理分中末之大分……约法：立方根与所容二十等面之边，若全数与理分中末之大分……若十二面，边为理分中末线之小分，求其全分，为外切立方也。”这就是说，正二十面体的边长等于正方体边长黄金分割之大段长;正十二面体边长等于正方体边长黄金分割之小段长。
在第三卷中，梅文鼎说：“凡十二等面与二十等面可以互相容，皆以内体之尖切外体之各面中心一点……凡立方内容十二等面，皆以十二等面之边正切于立方各面之正中凡六，皆遥对如十字。假如上下两面所切十二等面之边横，对前后两面所切之边必纵，而左右两面所切之边又横。若引其边为周线，则六处皆成十字。立方内容二十等面边亦同。”
在第四卷中，梅文鼎又说：“凡立方体各自其边之中，半斜剖之，得三角锥八，此八者合之即同八等面体。依前算，八等面体其边如方其中高如方之斜，若以斜径为立方，则中含八等面体，而其体积之比例为六与一。何以言之?如巳心辛为八等面体之中高，庚心戊为八等面之腰广，巳庚、巳戊、戊辛、辛庚则八等面体之边也。若以庚辛戊腰广自乘，为甲乙丙丁平面，又以巳辛心中高乘之，为甲乙丙丁立方，则八等面之角俱正切于立方各面之正中，而为立方内容八等面体矣，夫巳心、辛庚、心戊皆八等面方之斜也，故曰以其斜径为立方，则中含八等面体也。”
而上述说法与克拉维乌斯神父编写的《欧几理德几何原本十五卷》中第十五卷给出的正多面体的性质很多相似。在克拉维乌斯神父的书中给出了21个命题，全部是作图题。比如第一个命题是：在六面体中求作正四面体(IndatoCuboPyramidemdescribere)，第三个命题是：在正六面体中求正八面体(IndatoCuboOctaedrumdescribere)。第五个命题是：在正二十面体中求作正十二面体(IndatoIcosardroDodecaedrumdescribere);第七个命题是：在正十二面体中求作正二十面体(IndatoDodeaedroIcosardrumdescribere)。[21]
在讨论这些图形如何作的时候，作者推出了和上述相同的性质。甚至有些话都是一样的。比如，在312页命题：IndatoCuboDodecaedrumdescribere.的阐述中有：Silatuscubiseceturextremaacmediarationeminussegmentumlatusestdodecaedriincubodescripti。(以正六面体边长黄金分割之后的小段为边长可在这个正六面体内作正十二面体。)在315页命题：IndatoCuboIcosaedrumdescribere.的阐述中有：Silatuscubiextremaacmediarationeseceturmaiussegmentumlatusesticosaedriincubodescripti。(以正六面体边长黄金分割之后的小段为边长可在这个正六面体内作正二十面体。)[22]
梅文鼎的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当时有人翻译了《欧几理德几何原本十五卷》后面的内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并非完全不可以猜测。毕竟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很多，还有梅文鼎探访知识的能力也很强。[23]
综上所述，在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和在李善兰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之前，的确已有不少《几何原本》后九卷的内容早已被翻译了过来。有的还被翻译过来马上应用到了数学研究和实践中。所以，纵观明清之际《几何原本》之东来，其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和连续的过程，不是间断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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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韩琦.康熙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博士论文)，1991.29-30。
[20]梅文鼎.几何补编[M].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1]C.Clavius.EuclidisElementorumlibriXV[C].Romae:ApudVincentiumAccoltum1574.(Vol.2)225，305-324。
全国二卷作文篇6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现全国税务机关档案的科学管理，提高档案工作的水平，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更好地为税务工作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及《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结合税务机关的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档案，是指全国税务系统各级机关在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全国税务机关档案工作，由国家档案局在宏观上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指导;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规划，建立制度，实施检查、监督、指导。省以下各级税务机关的档案工作由机关的办公室主管，在业务上接受上级税务机关和地方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与指导。
第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均应当集中到本机关的档案管理部门统一保管，不得分散保存。
第五条 各级税务机关都必须在办公厅(室)内建立档案室，配备必要的专职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
第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机构的基本职责是：
(一)建立健全本机关档案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监督、指导本机关各部门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和归档工作。
(三)集中统一管理本机关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积极提供利用，为机关各项工作服务。
(四)指导、监督本机关所属单位和下级税务机关的档案工作。
(五)按规定向同级国家档案馆移交应当进馆的档案。
(六)办理领导交办的其他档案业务工作。
第七条 档案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档案工作人员要遵纪守法，保守档案机密，热爱档案工作，精通档案业务，熟悉税收业务，努力把档案工作做好，为机关领导决策和各项税收工作服务。
第二章 文书的立卷和归档
第八条 各级税务机关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使用和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在办理完毕后，由各单位文书部门整理、立卷，并向本机关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归档。
第九条 立卷任务的划分：
(一)各单位负责自行承办文件的立卷。
(二)机关内部会办的文件，由主办单位立卷。
(三)本机关与外单位会办的文件，属本单位主办的，由本单位主办部门立卷;外单位主办的，本单位主办部门以副本立卷。本单位代上级机关草拟的文件及其定稿，由上级发文机关立卷，草稿和副本由本单位立卷。
第十条 归档范围按照本办法所附的《全国税务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执行。
第十一条 文书立卷应当遵循文件的自然形成规律和特点，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别不同价值，便于保管和利用。具体要求是：
(一)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齐全完整。
(二)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当按照问题、组织机构、作者、时间、文种和通讯者等特征立卷。
(三)在归档的文件材料中，应当将相应的正件与附件、正本与定稿、请示与批复、批转文件与原件、多种文字形成的同一文件放在一起立卷;文电应当合一立卷。
(四)不同年度的文件一般不得放在一起立卷，但跨年度的请示与批复放在复文年立卷，没有复文的放在请示年立卷;跨年度的计划放在针对的第一年立卷;跨年度的总结放在针对的最后一年立卷;如果计划、总结在同一文件中，应当视文件内容的主次确定归卷年度;跨年度的会议文件放在会议开幕年立卷;合同性文件放在签字年度立卷;各类案件材料放在结案年度立卷。
(五)卷内文件材料应当按照其内部联系、重要程度、问题或者时间顺序科学排列，正本在前，定稿在后;批复、批示在前，请示报告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批转文件在前，被批转文件在后;法规性文件和其他重要文件的定稿在前，历次修改稿在后;案件材料，结论性材料在前，依据性材料在后。再按照排列顺序，用铅笔认真编写页码。
(六)认真填写卷内文件目录。文件没有标题或者标题不明确的，要另拟标题;文件责任者、时间不清楚的，要查清楚后填入，并备注说明。
(七)案卷封皮应当按照规定逐项填写清楚。案卷题名要简明、准确地反映卷内文件材料的内容与成份(一般包括责任者、内容、名称等)，体式一致，文字简练，使用简称应当通用易懂，并用毛笔或者钢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八)有关卷内文件材料的情况说明应当逐项填写在备考表内;若无情况可说明，也应当将立卷人、检查人的姓名和时间填上以示负责。备考表应当置于卷尾。
(九)卷内文件材料要去掉金属物，破损的文件应当裱糊，字迹扩散的应当复制与原件一并立卷。
(十)传真文件以复印件立卷归档。
(十一)声像材料应当单独存放卷盒、相册中，并用文字标出摄像或者录音的对象、时间、地点、中心内容和责任者。
(十二)所立案卷要科学地划分保管期限。
第十二条 案卷立好后，应当按照机构、问题并结合重要程度和不同保管期限进行系统的排列和编号，并抄写案卷目录。
第十三条 各单位将立好的案卷连同案卷目录(一式三份)于文件形成后的次年上半年向本机关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并办理移交手续。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第十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的档案应当按照其内容和载体的不同科学分类，一般按照年度——组织机构(或者问题)分类。分类应当保持前后一致具有稳定性。
第十五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部门应当将归档案卷按照不同门类、载体和不同保管期限分别排列。案卷排列方法应当统一，前后保持一致不得任意改动。
第十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部门要科学地编写档号，一个机关的案卷目录号不能重复，一本案卷目录内的案卷号也不能重复。
第十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必须备有档案专用库房和阅览室。档案库房要坚固，并有防盗、防光、防高温、防火、防潮、防尘、防鼠、防虫等设施。库房内要基本达到温湿度适宜，清洁卫生，无虫霉滋生。档案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配备档案柜架、温湿度计、复印机、收录机、照相机、去湿机、吸尘器、空调和微机等设备。
第十八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部门要对档案库房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主要检查库房设施和档案情况，保证帐物一致。如有破损或者字迹失真的档案，应当及时修复。发现其他问题，也应当及时解决或者报告领导。
第十九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档案资料的统计制度。对档案的收进、移出、库存、利用、销毁等情况进行登记和统计，并按照规定向上级税务机关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报送档案基本情况统计表。
第二十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全宗卷，以积累本机关的立卷说明、分类方案、交接凭证、鉴定报告、销毁清册、检查记录、全宗介绍等。
第二十一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人员调动工作时，应当在离职前将本人保管的档案数量和状况交待清楚。
第二十二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本机关的历史和所藏档案情况，编制案卷目录、全引目录、文号目录、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和必要的参考资料。
第二十三条 档案的借阅和复制
(一)本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可以借阅库存档案。但是，如果借阅非本人主管业务的机密文件，必须经办公厅(室)负责人批准。外单位来人查阅本机关档案，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并经本机关办公厅(室)负责人批准。
(二)复制绝密文件必须经原发文机关批准，复制机密或者非本人主管业务的文件必须经办公厅(室)负责人批准，密码电报一律不得复制。
(三)档案借阅者必须遵循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手续，不得涂损档案，不得转借他人，阅完及时归还。借阅绝密、机密档案，还负有保密的责任，违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档案工作者必须热情服务，并认真地检查归还的档案有无遗失、涂损等现象。
第二十四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部门要不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设备，逐步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第四章 档案的鉴定、销毁和移交
第二十五条 各级税务机关的档案部门会同有关业务单位，根据档案保管期限表，定期对档案进行鉴定，核定保管期限，剔出无保存价值的档案。
第二十六条 档案保管期限的划分
(一)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长期和短期三种。其中：永久为50年以上，长期为16至50年(含50年)，短期为15年以下(含15年)。
1、凡是反映本机关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文件材料，对本机关、国家建设和历史研究有长远利用价值的，列为永久保管。主要包括：本机关制定的属于法规政策性的文件，处理重要问题形成的文件材料，召开各种会议的重要文件材料，重要的请示、报告、总结，综合统计报表，机构演变的文件材料;上级机关颁发的属于本机关主管业务并要贯彻执行的重要文件材料及对本机关领导人任免的文件材料。
2、凡是反映本机关一般工作活动，在较长时间内对本机关工作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列为长期保管。主要包括：本机关一般工作问题文件材料，一般会议的主要文件材料，人事管理工作形成的一般文件材料，直属上级机关颁发的属于本机关主管业务并需要贯彻执行的一般文件材料，下级机关报送的重要总结、报告和统计报表等文件材料。
3、凡是在较短时间内对本机关有参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列为短期保管。主要包括：本机关一般事务性的文件材料，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颁发的非本机关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文件材料，下级机关报送的一般工作总结、报告和统计报表等文件材料。
具体划分档案保管期限时，按照《全国税务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执行。
(三)档案的保管期限，从档案所属年代的次年1月1日起计算，长期计划、协议、协定、合同等有关文件，按其有效期满后次1月1日起计算。
(四)各级税务机关可以参照《全国税务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结合本机关所形成文件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档案保管期限表。
第二十七条 各级税务机关档案部门销毁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时，应当写出销毁档案报告，说明销毁理由、原保管期限、数量和简要内容，连同编写的销毁清册一起送有关业务单位领导和办公厅(室)负责人审核，报机关领导批准后方可销毁，并在原案卷目录上注销。在销毁档案时，应当与机关保卫部门取得联系，指定两人以上监销，并由监销人员在销毁清册上签字。
第二十八条 省级税务机关应当将永久保存的档案在本机关保存20年后，省级以下税务机关应当将永久、长期保存的档案在本机关保存10年后，连同案卷目录(一式三份)和有关的检索工具、参考资料，一并向同级国家档案馆移交。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级税务机关书稿档案按照新闻出版署、国家档案局颁发的《出版社书稿档案管理办法》管理。
第三十条 各级税务机关会计档案按照财政部、国家档案局颁发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管理。
第三十一条 各级税务机关干部档案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档案局颁发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管理。
第三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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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二卷作文篇7
2016年高考英语短文改错题的体裁相对比较单一，全国卷一、全国卷二、浙江卷和四川卷都是记叙文，全国卷三是议论文。话题主要涉及亲人、同学和朋友。如全国卷一描写叔叔诚信经营饭店，全国卷二记叙与同学讨论暑假计划。浙江卷回忆孩提时和父亲的一些琐事，四川卷讲述与妈妈过母亲节。全国卷三探讨对自己青春期成长与父母的不同认识。同学们对这些话题均非常熟悉。且经常会探讨和思考这些问题。这样的话题讨论有助于让同学们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弥补纯知识灌输的不足。
特征二：试题设计趋向统一。突出真实情境
五套试卷的短文改错题创设了具体情境：假定英语课上老师要求同桌之间交换修改作文。要求学生找出文中的十处语言错误并改正，每句中最多有两处。每处错误仅涉及一个单词的增加、删除或修改。任务设计具有真实性，特别是对在平时课堂中体验过同桌交换修改作文的同学来说，会比较熟悉，有助于同学们消除紧张心情。
短文改错题的篇章长度多在100词左右。最长为全国卷三(118词)，最短为全国卷一(93词)，差异较大。此外，五套试卷的短文改错题均为10分，一题一分。试题设置方式包括修改、增加和删除三种。比例均为8：1：1。
特征三：考点覆盖面广。分布不均匀
历年来，短文改错题的考点主要基于词法、句法和文章逻辑结构等，既重视语言用法的考查。也注意到文章结构的考查。高考英语短文改错题的考点分布广泛。其中，词法主要涉及名词、形容词、副词和代词等11种，考点覆盖面广。此外，考点分布不均匀。五套试卷的短文改错题对词法的考查均在一半以上。对句法的考查只有一两题，有的甚至没有，如全国卷三。
建h同学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短文改错能力，提高高考的得分率。
首先，平时练就扎实的基本功。同学们在平时应注重加强阅读训练。在阅读过程中掌握词汇、短语及句型。灵活运用语法知识。提高语篇的把握能力，培养良好的语感。
全国二卷作文篇8
[关键词]李纲;《梁溪先生文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
《梁溪集》的作者李纲(1083--1140)字伯纪，江苏无锡人，祖籍邵武(今属福建)，号“梁溪先生”，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间积极领导宋军民抗金的民族英雄，历史上有“出将入相，南渡第一名臣”的美誉。李纲诗文被评价为雄深雅健，磊落光明，其一生的著作量颇丰，编成文集后取其号谓《梁溪先生文集》，简称《梁溪集》。文集共收录其生平文章、诗歌、奏议等百余卷。因流传年久，卷数分合，造成其版本众多，卷数复杂。
一、《梁溪集》卷数记载差异
关于李纲的《梁溪先生文集》的卷数，在不同的目录书中，卷数记载各有不同。晁公武在其著录的《郡斋读书志》中的说法是一百七十卷。原文记载：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右李忠定公纲之文也。公字伯纪，邵武人，寓于常州无锡梁溪，因以为号。政和元年进士乙科(疑当为北宋政和二年进士)，宣和初，为起居舍人，以大水章疏罢黜。靖康初，为右丞，亲征行营使，俄知枢密院、河东、北宣抚使。罢，知扬州，提举洞霄宫，责授昭化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高宗即位，召拜右仆射，凡七十五日而罢(后世传曰七十五天宰相)，后赠少师，谥忠定”。[1]P1192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的说法是一百二十卷。原文记载：
“《梁溪集》一百二十卷，丞相忠定公邵武李纲伯纪撰。父夔，进士起家，至右文殿修撰，黄右丞履之甥也。纲娶吴园先生张根之女，亦右丞外孙。‘梁溪’名集者，修撰葬锡山，忠定尝庐墓云。”[2]P523
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则又出现了一百八十卷的说法。原文记载：
“汪如藻家藏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本《梁溪集》曰：‘是集首载宋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陈俊卿序，谓纲少子秀之裒集其表章奏八十卷，而诗文不与焉。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五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一百二十卷，盖后人续以诗文合编，互有分并，已非复秀之之旧本。此本赋四卷、诗二十八卷、杂文一百三十八卷，而以《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建炎时政记》三卷俱编入集中，又以年谱、行状之类六卷附焉，与晁、陈二家所录均为不合，又非宋本之旧矣。’”[3]卷156，P1344-1345
《梁溪集》卷数的三种说法可整理为以下简表：
■
通过对比可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郡斋读书志》原书中分明记载了《梁溪集》一百七十卷，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却说是“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五十卷”。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据我初步推断，问题或许出在《郡斋读书志》中记载有《梁溪集》的附志上面。因为《郡斋读书志》的作者虽是晁公武，而此书的附志却是赵希弁所撰。《四库全书总目》中明确记述：“《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3]卷85，P729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的一百七十卷本《梁溪集》和《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郡斋读书志》一百五十卷本《梁溪集》，或许是不同的两个版本。当然，产生分歧属《四库全书总目》中记载有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二、《梁溪集》的版本流传情况
《梁溪集》在李纲生前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编次，“著《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有深长之味……又著《论语详说》十卷……而文章、诗歌、奏议凡百有余卷。”[4]P1752只是尚未最终定稿成书，并没有得到刊行。它的编集，最早是由其少子秀之首开其端。“秀之裒集其表章奏札八十卷，而诗文不予焉”。这在淳熙六年(1179年)，由陈俊卿为之作的序中有所证明：“淳熙丙申(1176年)，予帅三山，其子秀之裒辑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盖表章奏，至八十卷。”[5]P492淳熙十年(1183年)，李纲之孙晋又请朱熹写序。然而，由于资金有限，均无力将文集刊行于世。此时应尚无《梁溪集》版本流传于世。
2、宋代刻本
直至李纲的孙子李大有时期，才将其祖父李纲的八十卷奏议刊行于世。
嘉定元年(1208年)朝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泉州军州事、南郡章颖为此书作了跋。
嘉定二年(1209年)，李大有任职于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在泉州将其文集付梓，并亲自作跋曰：“今《易传》、《论语说》卷表仍旧，而文集合政路帅府所纪，为篇百有七十，内以《传信录》、《时政记》、《进退志》附益表扎奏议，凡八十卷，是为今书……顾薨谢距今七十载，独子孙宝藏，无外传者，它文或有可诿，此书则实与国史相表里，其可不广诸世以图不朽哉!”[4]P1766由此可见，李大有刊行的这个文集版本集合了《易传》、《论语说》，政路帅府一百七十篇纪，表扎奏议八十卷。而且这个版本流传范围应该并不很广。
嘉定六年(1213年)，邵武知军陈鹏寿将李纲的文集在邵武刻印，作跋曰：“敬以公所著刊于郡斋。”全书共一百八十卷，除了奏议之外，还增加了诗词文赋等内容，这个版本相比李大有的版本内容丰富了很多。
嘉定十三年(1220年)权知邵武军姜注作跋曰：“昭武乃公之故乡，郡斋已刊奏议，独文集尚缺，无以富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绣里，莅事之余，屡加搜访，了不可得。会丞相之孙制机与其族孙国录示以全帙。注盥手熏诵，至于再三，谷虽不肖，亦知兴起，鸠工刻梓，属泮师董其事，凡三月而后成，于以传示将来，启迪后学，注亦得以纪名编末，与有荣耀。”[4]P1768又根据黄登跋曰：“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为册三十有三，为卷一百八十。”[4]P1768 “参之李大有跋及今存传录本，姜注所刊乃全集本，即文集一百七十卷，附益三种凡十卷(《传信录》、《时政记》各三卷，《进退志》四卷)，故通为一百八十卷。”[6]卷16，P769由此可知姜注仰慕李纲的功绩与才华，因文集尚有缺失，重新加以搜访，然后将文集全帙重新刊刻。《梁溪集》这个版本共有三十三册，也是一百八十卷。
邵定四年(1231年)因邵武府署发生火灾，书板遭到大量焚毁。邵定六年(1233年)邵武知军赵以夫为残存书板进行补刻。
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志》的附志中所言的“《梁溪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应当是一百八十卷本的嘉定邵武刊本，没有包括十卷附益，于是变成了一百七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五十卷”，大概是把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相混淆，并且搞错了卷数。至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所说的“《梁溪集》一百二十卷”在各处均未提及，作者误记的可能性随不可排除，但据我猜测当为某种流传范围不广且已失传的版本。
3、现存最早刻本
《梁溪集》的宋代刻本，至少到了明代流传就已经很稀少了。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南宋邵武官刻的残本，仅存三十八卷，却已是海内孤本，弥足珍贵，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这个刻本，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在著录其所珍藏的一百部宋版书的目录学名著《百宋一廛赋注》中所言，“裂《梁溪》之卅八，孰斯文之可表”。 黄丕烈、王国维所撰写的《宋版书考录》中对《梁溪集》亦有详细的著录：“世不多，兹宋刻之仅存者为卷第十三律诗九卷，第十四律古诗十卷，为卷第四十一表奏议三卷，第四十二表奏议四卷……”[7]P86由此可以得知，所存三十八卷为卷十三至十四，四十一至五十二，六十二至七十，九十一至九十五，九十七至九十八，一百、一百四十八，一百五十三至一百五十四，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三。《中国版刻图录》著录云：“(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中敦、廓字注‘光宗庙讳’，‘今上嫌名’因推知此书当是宁宗朝刻本。李纲，邵武军人，又疑此书当为邵武刻本。”但此版本究竟是陈鹏寿、姜注、赵以夫的具体哪一种补刻本，因线索不足而证据不充分，现暂时无从分辨得知。
4、明代刻本
元明两代，《梁溪集》全集似乎没有重新刊刻。根据《四库全书总目》中有的相关著录：“《李忠定公集选四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宋李纲撰。纲有《梁溪集》已著录。此本凡录奏议十五卷，文十六卷，诗六卷，《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冠以本传一卷，行状三卷，明万历闽中人李嗣元所选。”[3]卷174，P1539由此可以推断得知，《梁溪集》在明代有万历年间闽中李嗣元的四十八卷选刊本。
5、清代刻本
清代《梁溪集》刻本有四库本、道光本。
四库本著录的是汪如藻家藏一百八十卷本。《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曰：“汪如藻家藏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本《梁溪集》曰：‘是集首载宋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陈俊卿序，谓纲少子秀之裒集其表章奏八十卷，而诗文不与焉。”[3]156，P1344-1345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陈征芝为《李忠定公遗集》作跋曰：“余自弱冠，宦游四方，舟车所至，未尝不留心寻觅，兹一百八十六卷全集，今夏得自平湖友人钱姓(钱泰吉)，乃当时进呈真本，顾自宋至今历七百余年，全书尚未锓梓，异日得以校刊行世，岂非厚幸也夫。”[4]P1769由此可知《梁溪集》有道光十四年陈征之一百八十六卷本。
傅增湘曾对道光本做过校勘。“今以道光本校四库本，两本文句略有差异。道光本讹误较多，然忌讳字如‘虏’、‘狄’之类犹存原貌，是其所长;四库本虽亦难免讹误，且擅改字句，总体稍加。”[8]卷16，P776由此可知，傅增湘曾以道光本校勘过四库本，通过对两种版本的对比。他认为，道光本错误比较多，但是较好地保存了原貌。四库本错误相对较少，但是存在胡乱删改的现象，总体比较来说是四库本略胜一筹。
《梁溪集》版本流传情况兹可整理为以下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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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笔者对李纲的《梁溪集》版本的初步了解与梳理，限于水平粗陋，暂时只能对其卷数不一，互有分合的问题做出浅显的推断。进一步的结论，留待日后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李纲：《李纲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
[5]《文渊阁四库全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全国二卷作文篇9
民族的责任感与时代的使命感呼唤着北京凤凰岭美术馆这个惯以“弘扬民族文化，彰显时代精神”为宗旨的“国粹主义”践行者。
2010年8月至11月间，由中国铁道部宣传部倡导发起，由国务院直属京沪高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部文联配合与支持，由北京凤凰岭美术馆与深圳远望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袂参与并策划、组织、协调，荟聚了中国画坛有影响、有实力、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名家龙瑞、程大利、卢禹舜、曾来德、范扬、施江城、王金石、张培武、岳黔山、韩国栋、张民生等画家，组成了“中国京沪高铁中国画百米长卷”创作组，并由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美术理论家刘曦林、张桐瑀为学术主持，深入高铁沿线写生采风，几易草稿和小稿，终于完成了这幅旷世之作。作品全长近100米，高2米，以全景式、俯瞰式、多角度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中国最新的“和谐号”CRH380高速动车组从北京南站出发，穿越两大山脉、三大平原、四大水系，沿途经历了河北、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四省三市，抵达上海虹桥车站的全过程，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当代铁路人的丰功伟绩和时代风貌，再现了祖国万里河山的壮阔景象，创造出了中国气派，诠释了民族文化精神，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新山水画的探索精神。
“巨幅长卷”问世之际，恰逢世界高铁会议2010年12月7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届时世界各国政要将齐聚北京。大会期间举行“长卷”作品首展，并在大会现场展出，让全世界的人们感受中国的高铁、中国的艺术。“巨幅长卷”所承载的时代性、文献性、史料性、艺术性的价值不可估量，而必将载入史册。“长卷”《京沪高铁揽胜图》的创作，已不啻是北京凤凰岭美术馆的一个里程碑，也为中国画现代题材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一历史性的中国画巨幅长卷创作活动，必然和它的划时代意义一样，成为中国绘画史和艺术史上的经典巨制。凤凰岭美术馆在铁道部各级领导和高铁各工程施工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精诚合作，“精心写生、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创作”，克服种种困难，创作出了气势宏伟、尺幅巨大、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极佳的宏篇巨作。
中国绘画史上的长卷并不鲜见，著名的有宋代《清明上河图》，清代《康熙皇帝南巡图》等。当代，中国画长卷更是层出不穷，不乏百米乃至上千米巨作，有再现万里长城的，有反映现代都市的，也有表现黄河、长江三峡的，但都局限于某一山脉、某一水系的描绘，能把现代建设成就与中国画传统表现手法如此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仅此一幅!
8月21日，“京沪高速铁路中国画巨幅长卷写生、创作”活动在北京铁道大厦举行隆重的启动仪式。会后，12位“长卷”主创画家与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铁道部文联、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凤凰岭美术馆工作人员以及山东电视台、《中国美术年鉴》等媒体记者，共同组成了“中国京沪高速铁路中国画巨幅长卷创作团”，开始了铁路沿线采风、写生。
8月21日，由北京南站起始，启动为期10天的写生采风活动。
9月1日，“长卷”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苏园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介绍采风写生情况，统一思想和创作思路。
9月1日至4日，“长卷”铅笔小稿创作：定稿解决结构布局及经营位置。
9月5日，举行“长卷”创作第二次研讨会。画家们仔细观摩、点评每幅草稿。
9月8日，“长卷”部分主创画家在北京凤凰岭美术馆正紧张创作，是继“长卷”创作第二次研讨会之后第一水墨稿小稿。
9月16日，“长卷”主创画家在北京凤凰岭美术馆开始大稿创作，创作组主任龙瑞，创作组学术主持王鲁湘亲临现场指导创作。
9月20日，程大利在“长卷”现场创作。
10月27日，中国国家画院名誉院长龙瑞先生与京沪高铁中国画巨幅长卷创作组画家一起讨论 “长卷”的创作构思并挥毫泼墨亲自参与创作。
11月1日，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王鲁湘先生百忙中来到 “京沪高铁中国画巨幅长卷”的创作展示厅，对“长卷”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从文化、历史、人文的高度对“长卷”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整体评述。
全国二卷作文篇10
康熙皇帝在位共61年，他一生励精图治，呕心勤政，屡建功绩，被后世尊为圣祖仁皇帝。
康熙帝继位之初，仍致力于国家统一大业，其后转向农工商各业发展。在他执政六十余年中，为更好治理大清江山，曾多次巡幸各地：三次东巡，远赴盛京地区;六次南下，驾临江浙之地;三次西征，统兵平定西北;数次东巡泰山、瞻拜孔庙，以示本朝正统;多次北上塞外，招见蒙古外藩。而在民间私坊，百姓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六次南巡。
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大功告成，首次南巡。在南下途中，他数次视察黄河、淮河治理情况，另外加强整饬吏治，安抚和笼络江南广大汉族士绅，均取得较好成效，极大缓和了满族入关后形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
此后，他又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四十六年(1707年)分别南巡，完成了稳定江南、治理河工、发展经济的大计方针。
为铭记南巡壮举，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结束后，于1689年命内府征召天下名家，筹备绘制《南巡图》长卷。
当时，负责此事者是善于绘事的兵部左侍郎宋骏业，他与内廷画家王原祁等人极力推荐江南名师王，并得到康熙帝首肯。此后，年届花甲的王即奉诏入宫，具体主持《南巡图》绘制事宜。王先是画出《南巡图》十二卷草稿，在所绘各地古迹、名胜之处，一一粘贴黄签，书写其名，呈请康熙皇帝御览审定后，再率领冷枚、杨晋、王云、宋骏业、徐玫、虞沅、吴芷、顾棠等众多画家，按十二卷稿本(亦称粉本)绘制其正本，耗时6年，终于完成全卷，创作出举世惊叹的《康熙南巡图》十二卷正本。
《南巡图》为高头大卷的清宫巨制，其中稿本均为纸本绘制，每一卷为纵67厘米;正本均为绢本绘制，每一卷为纵67.8厘米，各卷横1400厘米至2900厘米不等，总长度相加竟超过200米，这在中外绘画史上实属罕见。
《南巡图》以非常写实的笔法，绘制了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主要历程。第一卷从京城永定门画起，启銮南行，随后各卷表现其经过京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所经城市有京师、济南、泰安、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绍兴、句容、江宁(今南京，亦称金陵、石头城)、镇江、瓜洲等等，最远至绍兴大禹庙致祭。从第十卷开始，绘其南巡回銮历程，最后一卷则已返归到京城，描绘了圣祖荣归紫禁城、普天同庆的场面。
从绘画创作技法上看，《南巡图》具有恢宏的气势与壮丽的结构，各卷首尾相接，以写真纪实的形式，表现了当时南北各地的山川风貌、人文景观以及康熙皇帝的主要行迹。从微观看，画卷的每一个局部皆用笔精细，高山大河，阡陌平湖;轻舟古寺，百舸争流;街衢闾巷，车水马龙。这里既有世外桃源的悠扬舒缓，又有京师皇宫的金碧灿烂;既有通衢大邑的繁华富丽，又有乡村茅舍的孤陋荒简⋯⋯无数的官吏、士兵、商贾、市民、农户、渔人、樵夫、妇女、儿童等等，无不形象生动，须眉毕现，肖极可亲。而每一卷中所绘圣祖皇帝的形象，则是各卷的中心焦点。在其身边，通常拥有众多身着黄马褂的宫廷侍卫，御前扈后，倍加谨慎。而那些逼真的御用黄伞、卤簿仪仗、宫廷乐器、豹尾枪、仪刀、弓矢等等，无一不标示着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
推展长卷，巧妙的艺术构思，强烈的写实风格，精彩的笔墨技巧，为我们营造出巨大的品味空间。面对一卷又一卷绘制精湛的《康熙南巡图》，虽然它与我们已有三百余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带给观者的，仍然是心灵的感动，是精神的震撼!
形成于康熙中期的《南巡图》长卷，继承了我国传统手卷绘画形式，以纪实载史的笔法，对大清盛世的状况作以忠实的记录。绘画创作中，它大量吸取了古代名作《清明上河图》等作品精华，并在绘画技法上有所突破，熟练运用元明清以来形成的多种笔墨，取得了艺术创作和客观描绘的巨大成功。此外，《南巡图》的绘制，又开创了清宫大型纪实绘画的先河。此后，宫廷画家先后绘有《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以及《乾隆南巡图》、《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等优秀作品，这些画卷，无一不是以《南巡图》作为蓝本，故其首创之功可谓大焉。
二、《南巡图》正本、稿本成为世界共享文化遗产
《康熙南巡图》作为清代宫廷早期的宏篇巨构，在皇家收藏中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画卷每一卷都描绘有圣祖皇帝形象，因此它也成为内府珍藏的“圣容”画卷，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以最高的规格庋藏于宫廷内府。
从现在存世的《南巡图》正本各卷实物来看，藏品在乾隆、嘉庆乃至宣统朝，画卷之上并未钤盖内府的任何收藏章，甚至连最喜欢品读、鉴赏佳作的乾隆皇帝，也未在卷面题写诗文或钤盖“乾隆五玺”、“乾隆七玺”等收藏印。这主要是因该画卷绘有圣祖形象，属于宫廷特藏的“圣容”系列，乾隆皇帝乃按宫中旧制，不复在画上留下鉴藏痕迹。
由于《南巡图》十二卷上没有加盖所谓的“殿座章”，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它在绘成后收藏于皇宫哪座宫殿。从史实情况来分析，它极有可能像众多带有皇帝“圣容”的画卷一样，庋藏于紫禁城北部的景山寿皇殿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法军占据皇宫以北的寿皇殿期间，将殿内原藏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大阅图》等珍贵画卷部分窃走，形成今天《南巡图》分别散落大陆与海外的局面。
2005年11月，在上海云艺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秋季中国书画拍卖会”上，出现了四卷《康熙南巡图稿》，后经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聂崇正先生考证，此四卷画稿并非《康熙南巡图》稿本，而是《乾隆南巡图》和《万寿图》各两卷画稿。但在此四卷画稿的第一卷上，有民国初年袁励准(1876―1935年)的跋文，指出：“石谷(王)所画(《康熙南巡图》)正本十二卷，向藏寿皇殿。庚子(1900年)之变，为西人掠其五，仅存七卷，今亦不知流落何所。壬戌(1922年)，余奉敕检校中秘书画，仅见徐扬画《高宗南巡图》十二卷，不过胎息旧稿。独到之处，惟曾观信侯邸中有《康熙南巡图》副本，亦为西人以重金购去⋯⋯”进一步证明了《康熙南巡图》部分正本和稿本在清末民初从宫廷流散海外的具体情况。
《南巡图》因为历史的变迁而散落出宫，现在，它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共享的文化遗产。目前，《南巡图》正本尚有十一卷存世，并分别收藏于亚洲、欧洲、美洲四个著名的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藏品除第五、第六卷为残卷外，其余各卷均较为完好，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清代盛世时期的历史、艺术、地理、民俗、社会等多种课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证。
现存于世的正本十一卷《南巡图》藏品，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卷，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第一、九、十、十一、十二卷，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Guimet Musee National)珍藏第二、四卷，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珍藏第三卷，加拿大亚伯达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of Alberta museums)珍藏第七卷，第五卷残本曾于2010年出现于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第六卷残本则收藏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私人藏家手中。至于《南巡图》正本十二卷中缺少的第八卷和第五、第六卷残卷缺损部分，既可能庋藏于私人藏家手中，也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只要它们未能公之于众，就永远是一种缺失和遗憾!
至于在《南巡图》正本之前已形成的稿本(亦称粉本)十二卷，主要是由“清初四王”中的著名大师王所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但这些稿本在正本完成后，即由相关参与者、绘画者带出宫外，因此很早即已流入民间。现在，《南巡图》十二卷稿本像正本一样，也广泛流散于中外各地，既有博物馆收藏，也有私人藏家所藏。从现有资料来看，能够确认的稿本仅有三卷半，其中较完整的三卷，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院，而另外半卷残本，则由民间藏家收藏，其他各卷稿本已基本不知所终。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卷《南巡图》稿本，为“圣祖仁皇帝南巡回銮图，副本第一卷”，其上另有题记“宋骏业敬呈，王制”。按照康熙帝第二次南巡途程分析，此卷应是十二卷稿本中的第十卷。画卷描绘了康熙皇帝由浙江北返，经过江苏句容，直至江宁府城内的行程。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博物院现藏一卷《南巡图》稿本，正是由康熙朝负责绘事的宋骏业后人所捐赠。2002年3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院博士宋湛谦教授(宋骏业后裔)，受其父辈宋鸿铿先生等人委托，将宋氏家族珍藏的《康熙南巡图》手卷和其他藏品，一并捐献给南京博物院。此件手卷在宋氏家族已珍藏有两百多年，宋氏族人一直遵守宋骏业生前“以时巡盛典，集当年名手之长，尤非寻常粉本可比”，宋氏子孙“敬守之，永为世宝”的祖训，在历经无数沧桑之后，终于使这卷画稿得以归入国家博物馆库房保管。
南京博物院所藏《南巡图》画稿，全图纵65厘米，横2955厘米，画面所反映的景观是圣祖从江苏无锡至苏州的行程，一路之上描绘有山川、民居、城垣、店铺、舟桥、良田等等，虽为粉本，依然描绘工整，用笔精准，价值极高。
现参照加拿大亚伯达大学博物馆所存《南巡图》第七卷绘画来看，所绘为圣祖皇帝从无锡至苏州的行程，正好与这卷画稿相一致。因此，可以肯定，南京博物院现藏《南巡图》稿本，即应为王创作的全部十二卷稿本中的第七卷。
三、沈阳故宫珍藏的《南巡图》第十一卷稿本
1960年，沈阳故宫博物馆(当时尚未称院)利用社会征集的方式，于北京私人藏家手中，重金购得《康熙南巡图》第十一卷稿本。此后，该藏品作为博物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一直珍藏于沈阳故宫。1983年，经国家鉴定委员会确认，此卷《南巡图》稿本被评定为馆藏部级一级文物。
沈阳故宫所藏《南巡图》稿本，全图纵67厘米，横2030厘米，为纸本绘制。手卷包首为黄色锦地花绫制成，上有楷书撰写的题签：“圣祖仁皇帝南巡回銮图，第二卷”，其下另题小字“宋骏业进呈，王制”。
根据《南巡图》十二卷各卷所绘路程来看，第一卷至第九卷，为康熙皇帝南巡去程，其中第九卷绘有康熙帝驾临浙江绍兴府大禹陵庙，是为圣祖南巡最远之地。从第十卷至第十二卷，为康熙帝南巡回程。若以第十卷为其南巡回銮第一卷，则第十一卷即为归程第二卷。因此，沈阳故宫所藏稿本之上题写“南巡回銮图，第二卷”，确属无误。
沈阳故宫现藏《康熙南巡图》，为王亲手绘制的十二卷稿本之一(另有专家推测，《南巡图》稿本可能不只一稿，故当时的稿本很可能不只有十二卷)。本卷描绘的具体行程，为康熙皇帝途经江宁直至瓜洲的全过程。
画卷从城外景观雨花台画起，经过著名佛寺报恩寺，近抵江宁城郊。然后，沿城西秦淮河蜿蜒北上，从郊外，到城门;望村居，看水榭;经闹市，过码头。越过无数山石、湖汊，转而深入长江。载有圣祖和无数官兵的庞大船队，高挂白帆，顺江而下，最后到达此程的终点―瓜洲城(今扬州南)。一路所经主要地标有雨花台、报恩寺、水西门、旱西门、石头城、弘济寺、关帝阁、燕子矶、刘家山、纱帽洲、郭璞墓、金山、瓜洲城等处。
在此卷画稿中，康熙皇帝依然处于长卷居中位置，他身处江心，伫立于一艘大船之上，头顶一柄黄伞，周围环绕众多侍卫。宝船周围，行驶着无数江宁水师的护卫船队。滚滚长江波涛汹涌，南巡船队扬帆直下，其形威武，其势浩荡!
除康熙皇帝本人以及众多扈从大臣、官兵而外，画卷中还描绘了无数商贾小贩、市井行人以及农人、船工等人物。从各类人等的装束看，外形大体相同，均为白描式简单衣裳，而不是像《南巡图》正本那样，绘制出极为精致的样式和丰富的色彩。纵观卷中的人物面貌，男子完全戴着清朝官方的红缨帽，整齐一律，显示出江南画家创作时的审慎心态。不同的人物，清晰的姿态，虽然用笔较为粗糙，但确实为后面精细绘制《南巡图》正本，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
再从本卷稿本的绘画笔法来看，全图用笔苍秀概括，着色以小青绿为主，而且十分浅淡，总体保持着空气的流动感。全卷散发出平和、疏朗的气息，充分显示出文人用笔的超然与洒脱。这些特点，无疑与王本人的用笔风格十分接近，进一步佐证了《南巡图》稿本是由他本人主持着并亲自着墨创作的真实性。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南巡图》第十一卷正本，画中用笔细腻，造型准确，墨色浓厚，色彩鲜艳，体现出宫廷绘画无与伦比的优美与精湛。与《南巡图》正本相比较，稿本少了雍容华丽，多了自然灵动;少了浓墨重彩，多了清疏雅致，也可以说是文人画与宫廷画的两件代表作品。
此外，沈阳故宫所藏《南巡图》稿本，的确具有画稿草图的特征。具体来说，《南巡图》正本和稿本之间，仍有一些差异，个别地方则存在着较大不同。除了稿本笔墨较为草率外，全卷在山川、树石、建筑、舟船、人物刻画上，有许多细微的改变和取舍，两者相差最为明显的地方，是在长卷的尾部：稿本在绘出纱帽洲后，即绘制瓜洲的近江城门、城内街衢，之后于江中绘制郭璞墓、金山等小岛，而后又在画卷下部绘出瓜洲的部分城市建筑，并粘贴有黄签书写“瓜洲城”;而正本在绘出纱帽洲后，亦绘制了瓜洲的近江城门、城门街衢，但是却将写有“瓜洲城”的黄签粘贴此处，最后以郭璞墓、金山等小岛结束全卷，完全省略掉稿本上的另一段瓜洲城，这反映出《南巡图》稿本、正本并非完全一致的实际情况。
四、《南巡图》第十一卷上的著名史迹与人文景观
《康熙南巡图》第十一卷，以工整、写实的笔法，按照康熙皇帝回銮的行程，细致表现了江宁府(南京地区)沿长江一线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农业、商业、渔业、运输业等百姓生活状态，其情其景，可谓欣欣向荣。由于长卷中所绘史迹和人文景观今天有些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从研究角度看，《南巡图》在高品味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珍贵的地方史研究价值。
1、雨花台、报恩寺
雨花台和报恩寺，均为南京古城南部著名的古迹，在《康熙南巡图》第十一卷中位于最前部。
雨花台在历代均为江南登高揽胜之地，三国时，因岗上遍布五彩斑澜的石子，又称为石子岗、玛瑙岗、聚宝山;南朝梁武帝时期，佛教盛行，高僧云光法师在此设坛讲经，感动上苍，落花如雨，雨花台也由此得名;明清时期，这里被列为“金陵十八景”之一。现在，雨花台仍是南京市一处颇具盛名的历史景点。
报恩寺，又称为大报恩寺，是南京最著名的古代佛寺之一，尤以东吴时期所建长干寺和阿育王塔最为有名。唐、宋、元、明各代多有兴废，修建规模越来越大，与灵谷寺、天界寺并称为“金陵三大寺”。寺院内建有高大的报恩塔，由于多采用琉璃构件，在明清时期被欧洲商人、游客称为“南京瓷塔”，并因此得以扬名海外。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层发生内讧，报恩寺及佛塔均毁于战火。
2、水西门、旱西门
水西门、旱西门，均为南京城西南部的城门，这里既是商贾云集、市民买卖商品的地方，也是屏障南京西部的重要门户。水西门，即明代的三山门，城门外的护城河上建有虹桥;旱西门，即明代的石城门，后称汉西门。两座西门均为高大的城门，建有瓮城，城墙之上修筑有城门楼。至今，水西门、旱西门早已不复存在，只在画作上留下这些美好的名字供后人欣赏。
在《南巡图》各卷画作中，有许多构图和场景可见宋人《清明上河图》的痕迹。而第十一卷前部南京城水西门外的虹桥部分，则是所有模仿中最为明显之处。水西门外，绘制一座横跨河面的卧波长桥，此桥中央独特的拱形桥身，桥面上左右开张的诸多店铺，桥上桥下熙熙攘攘的行人车马，桥洞下左撑右摆而过的大船，都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北宋京都汴梁城的浮华与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故宫所藏《南巡图》第十一卷稿本，将标注“旱西门”的黄签错误粘贴到“水西门”位置，旱西门处则无贴签。至于这一失误是作者创作中错粘所致，还是后来黄签脱落后由他人错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
3、石头城
石头城，既是南京一处著名的古迹，也是古代南京的一个代称。
古代石头城位于南京清凉山西麓，为依山而筑的险峻石城。该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后各代多有兴废。三国时期，吴国国君孙权曾迁都于此，并改其名为建业。明代，太祖皇帝朱元璋将国都定立于此，并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中国民国建立以后，将南京作为国家首都，其历史地位与影响愈加显赫。
古代的石头城，又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南京、江宁之别名。因其扼守长江天险，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石城虎踞”之称。至今，自虎踞关龙蟠里石头城遗址到草场门，仍可看到古代城墙逶迤雄峙的英姿。
4、燕子矶
燕子矶，为南京郊外著名的自然形胜之地，至今在此建有燕子矶公园。它位于南京东北部，地处滚滚长江之滨，高耸的矶头屹立于江水之中，三面绝壁，宛如飞燕，故此而得名。燕子矶附近，有观音阁、三台洞等名迹。
从《南巡图》绘画作品来看，燕子矶是第十一卷中山水形势最为险峻的地方。高峰突兀，巨石嶙峋，登矶俯看，身悬碧空。在燕子矶上极目远眺，康熙皇帝统率的水师官船，正前赴后继地行驶于万顷波涛之上，气势壮观!
5、金山寺
金山寺，是南京地区著名的历史古迹，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西北的金山之上。该寺依山势而建，楼台间又以曲折回廊相连，壮丽之中别具巧妙。康熙皇帝南巡至此，赐名“江天禅寺”，使其声名远扬。而民间传说《白蛇传》等神话故事，其中有关法海与青蛇、白蛇大战金山寺的情节，则使金山寺又披上了引人入胜的神秘光环。
据《南巡图》画卷来看，金山寺所处的金山位于滚滚长江之中，作者在金山周围营造出丝缕云烟，使其完全笼罩于飘渺的圣境。从现在实际情况看，因长江江水枯竭变浅，金山已与南岸陆地连接成一体，金山寺这处浑然天成的人文景观，早已由虚幻回归人间，令人慨叹沧海桑田的巨变。
6、瓜洲
瓜洲，位于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南部。因为长江在此地变得狭窄，故而成为古人渡江往来的最佳要地。长江流到这里，江北一侧为瓜州，江南一侧为京口(今镇江)，两岸的城市都是历史名迹，也是文人赋诗、作画的最好题材。
《南巡图》上的瓜洲，位于长卷的最末一段。它座落于长江北岸，是一处仅露半边的城池。城外，沙岸环绕，帆墙如林，绿柳依依，江水蔚蓝。典雅的小城在大江拥抱下，显出它的独特韵味。小城一侧建有石级码头，远来的帆船正在泊岸;一条长街直抵城门，人流在街道上往来穿梭，而圣祖皇帝的船队也将从此跨过长江天堑，再沿着大运河，继续返归京师的旅程⋯⋯
“大江东逝水，圣驾启金陵”!《南巡图》作为描绘康熙皇帝第二次巡幸江南的纪实性绘画，它不仅是一件举世精叹、价值连城的古代艺术精品，其作品本身也体现了康熙帝南巡的真正目的：“宣扬盛世之威、企盼天下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