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
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面对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各种矛盾使经济健康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动力。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要根本解决还要靠统筹改进制度，靠改革开放。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观是振兴中华的延伸。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历史上，汉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影响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腐朽统治而落后。自1840年以来，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整个20世纪，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正反经验，以民为本创新，找到了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开放，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迅速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1年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发展到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初步小康，变化之大，举世瞩目。实践证明，实施市场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以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作为标志。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不断引入，和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对经济体制全面市场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不是简单地放开价格，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就可以了。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 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势在必行。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自由竞争、市场价格调节体系、宏观调控系统、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税制(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规和法治体系、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体系,开放的劳动和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等。
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工业化发展很快，但资本家相对劳动者处于优越的不平等地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为反对剥削和保护劳工利益，产生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思想家。此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其不仅来自理想主义，还来自现实生活；不仅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的社会选择，还来自对当代社会的比较研究。我们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改革了传统的只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内涵； 我们运用近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运用社会主义对劳动者的关心，对集体意识的重视，对公平的追求，对社会福利的强调，改革了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古典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与“社会主义”联姻，是因为我们要的社会主义不是那种只讲集权、不讲分散，只讲计划、不讲市场，只讲生产、不讲消费，只讲精神、不讲物质，只讲阶级、不讲全民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强化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丰富内涵，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飞跃。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向改造，即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现代社会主义对古典市场经济的改造，我们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经济基础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第二篇：中国经济改革
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被称为“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的铁道部，在共和国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运输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九龙治水”的局面，被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破题;互联网飞速发展催生的复合多媒体方面的服务与管理，因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并而获得全方位覆盖。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对自己“动手术”，具体到相关部门，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对象，因此容易形成“壮士难以断腕”的局面。政治学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次，面对拥有的权力，官员希望增加部属而不是对手，因此在选人用人时，一个官员会选择两个不如自己的属下，以此类推，就会产生新的“庸政”和“懒政”。当下的政府改革简政放权，大原则已然形成社会共识，但在具体落实中，依旧需要对这样的情况保有警惕。
精简部门的改革，如何避开行政人员“膨胀—精简—再膨胀”的世界性行政机构改革难题?改革后怎样有效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权力该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预防获得管理权力的行业协会等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问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出台后，应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确各个政府机构的权责界限、人员规模、经费预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扩张冲动。同时，应结合现实中的种种案例，查找政府职能的缝隙盲区，厘清社会管理的交叉点和重合点，提高对权力部门工作效率的监管，保证各职能部门责任上的无缝融合。
其次是“改革执行者”。机构职能重新划分带来的阵痛，必然要平摊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还给市场和社会，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识和自我割舍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改革执行者既要破除陈规陋习的阻碍，又要解决自己思想意识深处舍与得的矛盾，同时还要担当历史和社会赋予的责任，这样的素质关乎改革的成败。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开宗明义：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本届政府任期内还将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见，政府对自身的改革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有“现在进行时”，而跨越一个个“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险滩，实现民富国强，既要一往无前，又要冷静审慎、科学应对。(武雪梅)
第三篇：浅谈中国进行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浅谈中国进行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部署。主要有6个方面：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还提出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得到了发展，GDP从1978年的世界第11跃居如今的世界第二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我国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有限的成绩，必须全面深化经济改革。
首先，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根本的改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从总体来看，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好不够高，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想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过基本国情与社会主要矛盾是促使我国必须前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必要因素。
其次，全面深化经济改革是顺应解决社会突出问题的需求。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高投资、高消费、高消耗、低效率的基础上的。据发改委网站发布，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7%，实现目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完成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7%以上，达到计划目标。但是根据“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指标完成情况滞后，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环境污染问题尤为严重，在2022年年末，全国大范围地区都被笼罩在雾霾之中。12月6日，上海PM2.5节节攀升，全市平均602.5；PM10平均浓度671.0，最高的普陀监测站达726.0。近些年来北方地区备受沙城暴的困扰。高耗能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压力过大，因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才能缓解多于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从源头缓解逐渐凸显锐化的环境污染问题。
而且，经济领域的改革对于其他领域具有牵引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借鉴，使得其他领域的改革可以少走弯路，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将增强人们对深化其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经济体制改革每深入一步，必然对其他改革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化，越要求其他领域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内容贯穿于其他领域改革，比如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无论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还是顺应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的需求，经济领域的改革牵引作用，都表明我国前面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是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的。
第四篇：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体制压力问题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11级通信工程P 01114202章杰
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体制压力问题
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首先在国内，改革就面临着国内财政压力的问题，财政压力不仅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动因，而且决定着其路径。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后，财政处于整个国民经济“总管”的地位，通过财政收支掌握、支配着全社会的大部分资源。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集中地、突出地表现为巨大的财政压力。而且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水平较低，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另外，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地区、行业、部门间相互封锁、分割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运作规则不健全，一些法律法规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严重，许多法律法规尚未建立。
对于国外，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也不断增大。对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国际带给国内改革的压力更是巨大。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如何接受经济的正传递，抑制副传递，成为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难题。
在经济发展上，改革意味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面临很大压力，严重制约长期的持续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就业等的压力也不断增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野不断加深，资源和能源的瓶颈问题更为严峻；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同时，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喝就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等等。
第五篇：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刻不容缓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北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随着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长给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实施关键经济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与以往相比，IMF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的警示意味更强烈。报告称，中国日益迫切需要转变其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的增长模式。
IMF表示，中国现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时“尽管中国仍有抵御冲击的有效缓冲器，但安全边界正在逐渐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举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轮果敢措施”，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该机构补充称，当务之急是“遏制整体信贷增长，阻止金融行业进一步累积风险。”
中国社会融资总量的存量（衡量经济中信贷总量的一种标准）自2022年初以来增加60%以上，显示杠杆率上升，导致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信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传统的金融体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长放缓，这不能不令人发问：这是可持续的前进道路吗？”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6月，中国曾爆发一场“钱荒”，原因是中国央行不愿注入流动性，引发银行间利率飙升，信贷市场短暂冻结。IMF表示，这场流动性紧缩显示，中国央行有意遏制信贷扩张，抑制风险较高的放贷形式。但罗德劳尔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解除利率管制，来解决导致市场扭曲的根源问题。中国推动其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22年，消费曾成为大于投资的增长贡献因素，但2022年底的一轮小规模刺激逆转了这个趋势。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费者的经济的决定性转变尚未发生。”
IMF还对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水平发出警告。据IMF测算，若计入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去年“实际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罗德劳尔表示，尽管这样的债务负担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财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22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出台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债务激增。随着中国经济再度放缓，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呼吁推出新一轮刺激。IMF敦促中国中央政府继续抵制此类呼声。IMF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7.75%，明年将增长7.7%，这两个预测都处于区间高端。但IMF表示，其预测面临的下行风险在近几周有所增加。译者/和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