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

       一、名词解释

       1.神话

       (1)神话是人们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形成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本身。它以幻想出的故事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的萌芽。

       (2)神话的作用:一是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精神纽带,体现了厚生爱民意识。三是使人们在对世界假象性的把握中宣泄不安情绪,体现先民的反抗精神。

       (3)神话的主要内容包括: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

       (4)古代四大神话是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它们保存在《淮南子》中。

       (5)我国古代保存神话最多的著作是《山海经》。

       2.《山海经》(考过一次)

       (1)《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师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2)全书共分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内容及其驳杂。海经和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最浓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风俗习性,如羽民国、不死国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

       (3)《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段的,但不少故事已经具有清晰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神话故事和形象,如夸父、大禹和西王母的传说。《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重要意义,对后世文学也有重要影响。

       3.神话历史化

       (1)即把神话看成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虚构出始祖及其发展谱系。

       (2)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学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最早在春秋早期就已出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提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历史化的方法主要是删削和改造,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典籍中,难以纳入历史谱系中的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违背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削删。另一方面,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

       (3)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

       4.《诗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按照音乐的不同划分风、雅、颂三部分。

       (2)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诗经》的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

       (3)《诗经》的主要艺术特点有三:一是赋、比、兴的手法,二是重章叠句的句式章法;三是语言上丰富的表意和修辞手段。

       (4)《诗经》的主要内容包括六类诗:一是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二是农事诗;三是燕飨诗;四是怨刺诗;五是战争徭役诗;六是婚恋诗。其中婚恋诗是《诗经》中最动人的篇章。

       (5)《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首先是开创了抒情诗传统;再次是其“风雅”精神,直接影响后世诗人创作;第三,比兴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学习典范。

       5.风、雅、颂

       (1)《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2)“风”是指音乐曲调,国风即不同诸侯国和地区的地方土乐。《诗经》有十五国风,大部分是民歌。

       (3)“雅”即正,是指周朝京都地区的雅正之乐。“雅”分为大雅、小雅,大雅3l篇,小雅74篇,“雅”诗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些民歌。

       (4)“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乐曲,音乐较舒缓,“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6.赋、比、兴

       (1)赋、比、兴是《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

       (2)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赋运用得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地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在赋、比、兴三者中,赋是基础。

       (3)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做比喻。

       (4)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诗人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发端;《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

       (5)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诗歌艺术形象,抒发诗人情感。

       (6)“赋、比、兴”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创造,有直接启发。

       7.风雅

       (1)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诗歌创作原则,确立在《诗经》时。“风雅”不是指“风雅”体裁,而是指体现在《诗经》“风”、“雅”中的艺术创作精神,即诗歌创作的高尚意义和严肃性。

       (2)《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3)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它引导后代文人在情感抒发上寻求一个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节操。

       8.比兴

       (1)《诗经》“六义”中的二义。“比”,一般认为它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即相当于比喻修辞格。“兴”,朱熹认为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并说“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

       (2)《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两义,各家所论虽或偏重社会内容,或偏重艺术表现,但都将比兴理解为与直接叙述描写相对立的,借比喻、象征等手法对某一特定内容所作的曲拆委婉的表达。“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

       (3)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9.六义说

       (1)是关于《诗经》分类的一种说法,“六义”说源自《毛诗序》,《毛诗序》因承《周礼》“六诗”说,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

       (2)“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源于《周礼》中的一段话。“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赋、比、兴”是指《诗经》的三种基本表现手法。

       10.变风、变雅说

       (1)这是《毛诗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毛诗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这主要指保存在《诗经》“二雅”和国风中的怨刺诗,这些“变风”和“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2)大雅中的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地位较高的,他们深怀对社会现实和周王朝命运的忧虑,以诗向统治者进言,以期起到规诫的作用。小雅中的怨刺诗,不仅斥责社会黑暗,悲悼国祚将尽,同时也感叹自身遭遇。小雅中的这些诗,针砭时政与大雅的诗相同,但更多地是将笔锋集中在奸佞臣子身上,言辞更为激烈,情绪更加怨愤。国风中的怨刺诗不同于“二雅”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

       (3)这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此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11.《尚书》

       (1)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夏书》、《虞书》是后人追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

       (2)《商书

       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语言之中。

       (3)《周书》主要是诰和誓两种文体,记载周公言论最多,例如《无逸》、《立政》是告诫成王之言;而《金縢》、《顾命》则以记事为主。

       (4)《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12.《春秋》

       (1)《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

       (2)《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具备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

       (3)《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维护周礼,贬斥邪说暴行。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

       (4)《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以严谨措词表现爱憎。比如杀有罪曰“诛”,杀无罪曰“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春秋笔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13.《左传》

       (1)《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左丘明。《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

       (2)《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记述周室衰落、诸侯争霸、公室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3)《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生动叙述事件过程,展开对人物言行举止的细致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同时,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并且,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同时,《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4)《左传》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14.《国语》:

       (1)《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

       (2)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例如《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3)《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国语》在神人关系上,已是神人并重,由崇拜天命,转向重视人事。

       (4)《国语》以记言为主,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被谗冤死,公子重耳流亡等。

       15.《战国策》:

       (1)《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齐、楚、秦、燕、赵、魏、韩、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2)《战国策》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3)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战国策》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等等。

       (4)《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如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

       (5)《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16.四书五经

       (1)“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孟子》为孟子与其弟子共同编纂的孟子的言论汇编,《中庸》和《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两篇,传为曾子所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始自宋代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

       (2)“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诗》指《诗经》,《书》指《尚书》,《易》指《易经》,《礼》指《礼记》,五经合称始于汉武帝时。

       17.诸子散文:(考过一次)

       (1)诸子散文是指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春秋战国,“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在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有儒、法、道、墨四家。

       (2)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a.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形式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思想。《墨子》是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又称《道德经》,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b.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它们都以对话体形式出现。《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孟子》体现了先秦说理散文由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c.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它们多为专题论文形式。《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犀利峭拔、质朴无华,体现了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和众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具有较强文学性。

       18.《论语》:

       (1)《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主题。

       (2)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3)《论语》表现了孔子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以及孔子弟子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机智善辩的子贡,等。

       (4)《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的主要形态。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

       19.文质彬彬:

       (1)出自《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社会交际上形容人举止文雅礼貌。在文学层面则指文华质朴配合得宜,既有文彩,又很朴实。

       (2)内容和形式要相得益彰

       20.思无邪说

       (1)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提出了“思无邪说”。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2)《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

       21.兴、观、群、怨说

       (1)“兴观群怨”是孔子从“政教”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作出的高度概括,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对后来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兴”,是就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而言,指诗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意志,获得一种美的享受。孔子非常重视诗歌的这种联想作用,并且强调要从诗歌中引发对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观”,是就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而言,指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心态。“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指诗歌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结。“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指百姓可以对“不仁”的现象直接通过诗歌来揭发。

       (3)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

       22.《孟子》:

       (1)《孟子》七篇主要记录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理论。

       (2)《孟子》中的论辩文,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比喻推理等方法,同时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气势,使文气磅礴,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3)《孟子》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又精练准确。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成为统治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

       (4)《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

       23.“诗言志”:

       (1)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朱自清在他的《〈诗言志辨〉序》中,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

       (2)对“诗言志”的解释,五四以后一直存在分歧。朱自清认为“诗言志”抒发的志向怀抱;周作人认为“诗言志”就是“言情”;闻一多则通过大量考证,指出早期的“志”包括记诵、记事、抒情三重含义。

       (3)在先秦文献中,涉及诗的言论或记载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种情况:或言作诗,或言用诗,或言赋诗,或言观诗。言作诗者,主要见于《诗经》,言自己之志。言用诗者,多见于朝廷议政,着重于诗歌的政治功能。言赋诗者,多见于外交场合,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言观诗者,是从诗中体现当时当地的民情风俗与政治盛衰。

       (4)“诗言志”具有特定文化背景、丰富思想内涵、鲜明民族特征。它的社会背景是礼乐制度,它强调表达人的情志,而不是反映客观事物。它强调辅助改善社会政治,而不是增长知识、提高认识。它强调多层次的“和”,以和为正、为美。

       (5)“诗言志”说同西方“模仿”说比较:第一,关于文学性质,“诗言志”说重在表达主观情志,而“模仿”说重在反映客观事物;第二,关于文学功能,“诗言志”说重在辅助政治,而“模仿”说重在增长知识。“诗言志”说依据的是诗歌,把文学引向内在人生;而“模仿”说依据的主要是戏剧,把文学引向外在世界。

       24.以意逆志说

       (1)“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春秋时期“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的主观臆断解诗方法而提出来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的作品,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2)后人对“意”有不同理解。一种认为“意”指读诗人之“意”,即是读诗人自己对诗篇内容的理解,由此出发去求诗人之志。一种认为“意”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之“意”。

       (3)“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思维,不能一味求“真”而忽视艺术美感。二是强调文学作品的个性化特征,不能把诗歌当做历史事实看待。

       (4)关于如何正确做到“以意逆志”,孟子认为必须要“知人论世”,深入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以及诗人所处的时代状况。但其实,孟子本人在解诗中也常常“断章取义”。

       (5)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原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的批评原则。

       25.知人论世说

       (1)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2)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的立场上,体验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26.知言养气说

       (1)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由此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

       (2)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人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

       (3)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

       27.《老子》:

       (1)《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

       (2)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并未忘怀现实人生。《老子》一书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采用大量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常用比喻来表现深刻哲理。

       (3)《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论述,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28.《庄子》

       (1)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

       (2)《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是其哲学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3)庄子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同时,《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4)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

       29.“虚静”说:

       (1)“虚静”是庄子关于创作心理和艺术思维的观点,他强调“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也是能否创造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这一概念最早由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庄子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要达到“致虚守静”的境界必须做到“心斋”(《大宗师》)与“坐忘”(《人间世》),认为创作主体必须要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

       (2)“虚静”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无知无欲”,“绝圣弃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使自己无知无欲,进入寂静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它使人进入到一个“大明”境界,能从内心深处把握整个宇宙万物,洞察它的变化发展规律。“虚静”说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即重在内心体察和领悟,而不重在思辨的理论探索。

       (3)庄子把“虚静”看作是人认识的最高阶段,达到这个阶段后,人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及其内在规律都能了如指掌,而不会受任何具体认识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影响。这种“虚静”论的致命弱点是他把“大明”境界的获得与人的具体认识与实践对立起来了。后世文艺家没有因为强调“虚静”而否定知识学问技巧的重要性。

       30.得意忘言说

       (1)“得意忘言”是指庄子对言、意关系的看法。《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

       (2)庄子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3)但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31.《荀子》:

       (1)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2)《荀子》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3)《荀子》说理清晰,论辩透彻,逻辑严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深邃丰富的思想,系统严整的理论,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缜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

       (4)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

       32.《韩非子》:(考过一次)

       (1)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犀利峻峭,锋芒毕露。

       (2)《韩非子》论辩透彻,逻辑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3)《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提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缜密透彻地分析。

       (4)《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取材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题材的平实;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

       (5)《韩非子》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33.《离骚》:

       (1)《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全诗缠绵悱恻,感情强烈,屈原的苦闷,哀不可止地反复迸发,从而形成了诗歌形式上回旋复沓的特点。

       (2)《离骚》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首先自叙家世生平,认为自己出身高贵,又出生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因此具有“内美”。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害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情操。后一部分极其幻漫诡奇,在向重华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屈原开始“周流求女”,但这些行动都以不遂其愿而告终。在最后一次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这些象征性的行为,显示出屈原在苦闷彷徨中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突出屈原对宗国的挚爱之情。

       34.香草美人

       (1)美人、香草是《离骚》最引入注目的两类意象。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2)《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3)“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香草美人是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

       35.《九歌》

       (1)《九歌》是战国时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九歌》是楚辞中的重要作品,其幽眇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后人喜爱。

       (2)《九歌》共11篇,《东皇太一》为至尊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属于人鬼,《礼魂》为送神曲。

       (3)从内容上说,《九歌》以描写缠绵哀婉的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

       (4)从艺术上说,诗人善于用景物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并且歌、乐、舞三者合一。

       36.《九章》:(《哀鄞》名解,考过一次)

       (1)《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记事、抒情与写景诗歌的总称,包括《橘颂》、《涉江》(述志)、《哀郢》(流亡江南所作,狐死首丘)、《抽思》(漂泊汉北所作,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怀沙》、《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9篇作品。

       (2)《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并非统一。

       (3)《九章》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提供重要材料。

       (4)《九章》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5)其中《橘颂》是屈原早期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砥励自己的品质情操。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影响。

       37.楚辞

       (1)“楚辞”这一名称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的由屈原吸取楚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特色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义称“骚体”,它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的加长和“兮”字的大量运用。一是指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一部楚辞体诗歌集,用“楚辞”作书名,内有屈原《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及宋玉、景差等楚辞体作家的作品。所以,“楚辞”既是一种诗体的名称,又是一部总集的名称。

       (2)“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

       (3)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南方祭歌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深深影响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楚辞和汉赋之间的渊源关系使屈原作品有“屈赋”之称。

       38.《九辩》:(考过一次)

       1.《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抒发了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

       2.作品最动人的是部分对秋景的描写:“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诗中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凉寂寞,并将其和自身孤寂之情相交织。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3.《九辩》显然继承了《离骚》的抒情传统,把个人身世之悲和对关怀国家命运相联系,形成悲愤深沉的风格特征。

       39.《毛诗序》:(考过一次)(考过一次“发乎情,止乎礼义”,简答)

       (1)汉代教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只有毛诗流传至今。毛诗每篇之前都有一篇题解,而在全诗首篇《关雎》题解之前有一部关于《诗经》的总论,后人一般把各篇题解称为小序,而把总论称为大序。《文选》所选《毛诗序》即诗大序。关于诗大序的究竟是谁还有争议。不过一般认为它的当是汉武帝时代的人。

       (2)《毛诗序》主要阐发以下三点思想:一是美刺说:发挥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认为诗歌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义”。二是提出了“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三是情志统一说:一方面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另一方面又说诗歌是“吟咏性情”的。

       (3)《毛诗序》实际上是文学批评上的真知灼见与谬误主张的矛盾混合体,而无论是堪称卓越的情感阐发,还是落后错误的以志反情,都对后世诗论有深远影响。一篇专论之所以自相矛盾,大抵是因为它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40.《天问》

       (1)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线索基本清楚。

       (2)《天问》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如“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对殷朝的兴亡发出自己的感慨,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同时,《天问》还流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屈原焦虑急切、失望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在诗末数句表露无余。

       (3)《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节奏明快强烈。全诗基本上以四言为主,每组一韵。全诗整齐,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41.《招魂》

       (1)《招魂》是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通过描写宫室之美、饮食之精等,招来楚怀王的亡魂。

       (2)从“魂兮归来!”的呼唤声中,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哀悼惋惜,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的描述,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

       (3)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铺陈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阴森险恶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气象。

       (4)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二、问答题

       1.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怎样的民族精神,试举例说明。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

       (1)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比如在“女娲补天”、“鲧禹治水”等神话中。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这反映了先民对现实苦难的深刻体验。

       (2)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如南方之神炎帝,《淮南子·修务训》记他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此外,《山海经》中“不死之国”、“小死之药”的传说,也说明了中国神话对生命的珍视。古代神话还表现了自然和人之问的亲和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厚生意识。

       (3)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如刑天,即使断首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十分壮烈,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抗争精神有着重大影响。

       2.简述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1)以己观物、以己感物:原始先民习惯将自己所熟悉的人体本身作为参照系统或标准,诠释自然万物。为此,他们设想出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些十分壮丽的开辟神话。例如将烛阴之神的生理行为比作人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昼夜、四季以及风的形成。

       (2)具体、形象的思维: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物象,但是仍然不能达到真正的抽象。例如龙的形象是经过长时间的综合形成的,但是龙也是集合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才最终形成。例如原始先民为了把握一日之中的时间变化,就利用太阳在空间位置的变动来加以说明,并由此创造了种种关于太阳的神话,例如日出旸谷,至于蒙谷。时间的流逝,在神话中成了一连串具体可感的情节。

       (3)浓烈的情感体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在神话传播、复述的过程中,先民也是充满了情感体验的。例如在楚辞《九歌》仪式中,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看者,都能感受到神话形象带来的澎湃激情;再如《山海经》中每当龙凤形象出现时,总伴有歌舞音乐,显示了祥和安乐的情感体验。

       由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隐喻性或和象征性思维,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

       3.简述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等。

       (1)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a.散文中:《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b.诗歌中:用神话人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比比皆是,如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c.小说、戏曲中: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2)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可以说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巡游天界。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仅将神话看作素材,更当成了全部的精神寄托,表现了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

       (3)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神话的创作基础是现实的,创作方法却是浪漫的。那种新奇奔放的幻想,能启发作家的想象力,提供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对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4.简述《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周部族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作品,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出世到武王伐商的许多传说和事迹,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周人的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2)政治怨刺诗。这类诗歌是生活于乱世之中的诗人们的怨愤的倾诉,不平的心声。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表现劳动者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邶风·新台》揭露和嘲讽权贵者的无耻丑行。大雅、小雅中的政治讽谕诗,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对后世诗人影响较大。

       (3)兵役、徭役诗。这类诗歌表现了苛严的兵役、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代表性的作品有《豳风·东山》、《小雅·北山》等。《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直接写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戍的丈夫而痛苦不堪。

       (4)婚姻爱情诗。这类作品在《诗经》民歌中占很大比例,大量的爱情作品表现出了男女恋爱生活中各种情景和心理,真实反映了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中的忧喜得失。如《邶风·静女》等,描写了恋人幽会时的兴奋和不安;《秦风·蒹葭》等,表现对所思者一往情深的执著追求;《郑风·将仲子》等,揭示了外来干涉给恋爱中的青年男女造成的压力和创伤。《诗经》中还有不少关于婚姻生活的诗篇,其中以《邶风·谷风》、《卫风·氓》为代表的所谓“弃妇诗”,描述了沉痛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在夫权制度下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5)农事劳作诗。《诗经》民歌中的许多作品反映了人们从事劳动的情景,如《七月》等诗展示了农奴们一年四季紧张辛苦的劳作生活。

       (6)爱国抗敌诗。如《秦风·无衣》表现了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敌,保家卫国的精神。

       (7)歌功颂德诗。在《诗经》的《颂》及“二雅”中有不少歌功颂德之作,它们或颂帝王、歌天命,或颂战功、扬王威,或颂宴饮,赞嘉宾,总的说来思想内涵及文学价值不高。

       5.简述《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具体说来,《诗经》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其写实精神和朴素自然的风格两方面。

       (1)首先,《诗经》的创作,遵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原则。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特别是国风中的作品,它们来源于现实生活,直接抒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如《豳风·七月》,详尽地叙述了奴隶们从年初到年终的全部生活.无强烈的愤懑色彩,只通过铺写大量的客观现实就有力地揭示了奴隶们的哀伤痛苦,勾勒出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图景。此外,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身处乱世的诗人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腐朽、黑暗、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而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xie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

       (2)其次,《诗经》是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具有浑朴自然的纯真之美。可以说,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总之,《诗经》的这种写实精神和朴实自然风格,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

       6.简要论述《诗经》在句式和章法上的特点。

       (1)《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句至八言句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缓。

       (2)《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苢》。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重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占。如以“依依”、“霏霏”,来描述柳、雪之态。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有很多,如双声如“参差”、“踊跃”、“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绸缪”等等,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

       (3)《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因而《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7.论述《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1)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诗经》作品以朴素自然的写实风格为基调,主要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思想感情。无论是积极干预时政的怨刺诗,抒写民间疾苦的徭役诗,还是来自生活的婚恋诗、农事诗、爱国诗,大都紧贴现实,直面人生,反映人民朴实的生活和愿望,是他们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诗经》中的作品,很少虚幻的描写,抒情叙事都有很强的写实性,产生出真实自然的艺术效果,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汉代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评价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硕鼠》、《魏风·伐檀》都是代表性作品。

       (2)赋、比、兴表现手法。关于赋、比、兴的含义,朱熹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如《豳风·七月》几乎通篇都用赋的手法进行描述。比,就是打比喻,对事物加以形象的比况,如《卫风·硕人》用一连串比喻来展示庄姜的美丽。兴,即是起兴或发端,一般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用一两句话写一下周围的景物,以引出所要歌咏的对象,兴还可以起到联想、象征、烘托气氛的作用,如《周南·关雎》以兰雎鸟的鸣叫引出描写主人公对窈窕淑女的思慕。

       (3)叠章结构和四言句式。章节回环复沓是《诗经》作品篇章结构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所谓复沓,就是指一首诗若干章的字句基本相同,只是在这些章节的对应位置上更换少数字词,反复地咏唱。这种结构形式便于记忆和传唱,起到加强抒情的效果。如《周南·芣苢》、《秦风·蒹葭》等就是这种结构。《诗经》的句式多是四言一句,但也依据需要而灵活多变,从一言到八言的句式都有。

       (4)生动的语言与和谐的韵律。首先,动词、形容词使用精当准确。其次,灵活运用多种修辞格,使作品异彩纷呈。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以“子衿”借代所思念的人,用“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反衬主人公的痛苦心情,都令人赞叹。再次,双声叠韵的运用很有特色。如“参差”、“窈窕”、“辗转”等,增加了形象性和音乐性,而用“关关”、“灼灼”拟声状貌则声情毕肖。最后,《诗经》的用韵有隔句押韵、句句押韵、句尾韵、句中韵等多种形式。

       8.简要概括一下《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1)开创抒情诗传统:《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诗经》表现出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使人的创作。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3)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了成功的艺术借鉴。《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是个中仍有表现。《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诗经》中的形象,意境等也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4)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5)《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9.为什么说《左传》是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左传》叙事特征)

       (1)《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另外,《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2)《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大都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3)《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4)《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首先,《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其次,《左传》在叙述战斗的过程中,情节曲折细致、生动逼真,往往有大量描写细节。

       (5)《左传》的叙事富有故事性、戏剧性。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从中可看到志怪小说及小说中虚构人物对话的萌芽。如记载晋景公之死由三个梦构成情节。

       (6)《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任务写的个性鲜明。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此外,《左传》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展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由此可见,《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10.简述《左传》人物描写的艺术特征。

       (1)《左传》中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但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齐晋鞌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

       (2)《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描写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3)《左传》叙述人物言行是其表现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齐晋鞌之战,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4)大量描写琐事细节,使叙事更加生动传神,人物刻画更加精确。

       11.简述《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1)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a.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等,都个性鲜明,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b.有时以想象虚构进行文学性描写。如写苏秦夜读,引锥自刺及慨叹之语,显然是根据传闻虚拟而成,但却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c.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献头以图报仇,易水送别,秦廷献图行刺等情节,出人意表,慷慨悲壮,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动展现。

       d.人物个性化言行在《战国策》中很突出,如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对苏秦归来时“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写,绵密细致,极为传神。

       e.《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先例。如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充分展示。

       (2)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语言艺术。

       a.战国时代,游士为说服君相,往往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很有说服力。

       b.《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说服力。(简述《战国策》寓言的特点,考过一次)如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c.《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d.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例如“荆轲刺秦王”描写人物动作神情,极为细致传神,荆轲的豪迈、秦王的惊慌、朝堂的混乱,这些顷刻间发生的惊险紧急场面,一一道来,清晰详尽,对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总之《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3)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

       a.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b.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忧解难,而分文不取的高洁之士。《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12.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1)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a.体例上.《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b.写作技巧上.司马迁、班固、陈寿、范哗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

       c.叙事艺术上.《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写等,在后代史传文学中都有充分体现。

       d.语言风格上.《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的奇橘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横肆有直接的关系。

       (2)散文创作楷模

       a.秦汉以后,《左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例如韩愈《进学解》说其“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b.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柳宗元为文即以《国语》为法。

       c.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余绪。《战国策》,对汉赋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3)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a.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时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

       b.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问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

       c.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

       d.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13.简述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过程。

       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

       (1)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作《论语》、《老子》,以其弘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写作特点,对后世说理散文有广泛的影响。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但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论语》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论语》言近旨远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它和《论语》都以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征。

       (2)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3)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14.《孟子》散文的艺术特点。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

       (1)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盂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a.首先,《孟子》中的论辩文,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b.其次,“孟子长于譬喻”,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离娄上》“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用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来说理,如《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

       (2)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a.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b.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3)《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15.简述《庄子》的文学成就(艺术特色)。

       (1)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考过二次)

       a.《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地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b.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主干,大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

       (2)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的想象和虚构

       a.《庄子》诡奇的想象,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是《庄子》的主要特征。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

       b.《庄子》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橘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

       c.《庄子》中奇幻的想象,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

       d.《庄子》奇丽诡谲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庄子生于乱世的绝望悲哀;匠石运斤成风,流露出诤友惠子死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寂寞。

       (3)形象恢诡的论辩:《庄子》说理散文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

       a.《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b.《庄子》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骄拇》等篇。

       (4)富有诗意的语言。《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

       16.试分析比较《孟子》和《庄子》的不同。

       《孟子》是对话体的论辩文,《庄子》则是抒情性的说理文。

       (1)《孟子》长于论辩,其巧妙灵活地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尤其是类比推理和_二难推理的方法。使文章具有雄辩的力量。《庄子》的说理则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

       (2)两者的论辩都富于形象性,擅长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语言形象表现出来,但同中有异。《孟子》长于譬喻,而且运用纯熟、自然贴切,常将比喻组织在论说中,或直接用比喻性的形象说理,可以说《孟子》一书在形象运用上正处于比喻向寓言形式过渡的状态。书中也有一些纯正的寓言,比如“揠苗助长”等。其寓言故事大多不以情节的夸张性取胜,而以描写的生动性见长。《庄子》也常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被称为“寓言十九”,这使得《庄子》章法散漫、富于变化,以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也可以说是哲理性抒情散文。

       (3)语言上,《孟子》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而又精练准确。《庄子》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音调和谐而富有诗意。

       (4)《孟子》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具有充沛的气势。《庄子》特别是内篇则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风格。

       17.简答《韩非子》艺术特点。(寓言为重点)

       (1)思想内容:韩非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

       (2)犀利峭刻的议论。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的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向披靡。

       (3)《韩非子》是说理散文,其中的寓言故事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这也是《韩非子》最具文学意味的一点。

       a.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大量使用,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韩非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等,都是寓言专集。

       b.《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庄子》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谲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并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中的“棘刺母猴”,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

       c.《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18.论述先秦说理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考过一次,简答)

       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人格理想,作品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1)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

       a.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在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

       b.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c.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d.先秦说理散文中存在大量寓言,由于自身意蕴深厚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从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优秀的寓言故事,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作用不可忽视。

       e.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形式描写人物,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2)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先秦说理文的影子。

       a.《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散文的影响。“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

       b.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考过一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其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从曹植的《髑髅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文学家中,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神韵。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牡丹亭》、《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动表现。

       c.《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3)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语言范式。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发展奠定基础。a.举凡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后世语言修辞。b.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可见端倪。c.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词汇和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19.简述《离骚》的主要内容(主题思想)。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

       (1)忠君与爱国

       a.忠君。在《离骚》前一部分中,有不少“系心怀王”的诗句,诗中用了一些婚姻爱情的比喻,以这种男女之间感情不谐比喻君臣关系疏远。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等。

       b.爱国。屈原的爱国感情,是与宗族感情联系在一起的,特别表现在对楚国现实的关切之上。屈原希望楚国富强,反复劝戒楚王向先代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教训,不要只图眼前享乐,而不顾严重后果。如“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向楚王提出警告。他对那些误国的奸佞小人充满仇恨,“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君臣昏佞使得楚国形式岌岌可危。对宗国命运的担忧,屈原发出一种严正的批判精神。

       (2)美政理想与身世之感

       a.美政理想:《离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示将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美政”理想。他的“美政”理想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品德,才能享有国家。《离骚》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诗中称赞商汤夏禹“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并列举了吕望、百里奚、伊尹等身处贱位却得遇明君的事例,借以讽谏楚王。另外,《离骚》批判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度。”所谓“规矩”、“绳墨”显示了屈原对制度法令的重视。总之,相对楚国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发展趋向。

       b.身世之感:楚王的不信任和佞臣的离间,导致君臣乖违,事功不成,这是屈原悲惨人生的症结所在。他在诗中反复地咏叹明君贤臣,实际上也是对楚国现实政治的尖锐批判,更是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叹,其中饱含着悲愤之情。

       (3)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简述其中抒情主人公形象考过一次)《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洁坚贞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

       a.从香草和装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奋发自励、苏世独立的人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则是其人格的外在显现。

       探求的热情和功业未就的焦虑,发而为对有限时间的珍视,“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b.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屈原陷入极端艰难的处境之中,但他却以生命的挚诚来捍卫自己的理想:“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在这强烈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鼓舞下,屈原才能对君臣昏佞展开尖锐批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c.屈原形象在《离骚》中十分突出,他那傲岸人格和不屈斗争精神,激励后世无数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20.《离骚》的艺术魅力

       (1)首先,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他那傲岸的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文人,并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

       (2)其次,香草美人的象征和意象。这是屈原的创造,又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后者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拟弃妇而抒情的,所以全诗在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以夫妇喻君臣不仅形象生动,深契当时的情境,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还有,《离骚》中的比兴开始将物与我、情与景融合起来,从而使物具有象征的性质,情具有更具体的寄托。

       (3)再次,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的创新。a.《诗经》的形式典雅稳重,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一种生动新鲜、长短不一的“骚体”。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对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屈原以前,楚地流行的民歌句式参差不齐,并且采用“兮”字放在句中或句尾,如《越人歌》。而与《离骚》有直接关系的则有《九歌》。b.不仅如此,《离骚》还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例如“些、只、侘、傺”等。屈原采用这些楚地方言,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对“兮”等语助词多种方式的使用,促成句式变化,这些句式和委婉轻灵的楚声相结合,很适合于表达各种不同情绪和语气。楚语还使《离骚》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增加了生活气息。

       (4)此外,《离骚》中充满着浓郁的浪漫色彩。诗人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用幻想的形式表达生活的波涛在内心所激起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在现实中遭到失败后,他乘坐由飞龙驾驶的宝车,腾空而逝,辞国远游,显示出诗人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

       21.《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有什么寓意?比兴的手法与《诗经》的比兴有何不同?

       《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美人香草的意象。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

       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离骚》中缤纷的香草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是世界上美好品德的形象化,诗人正是通过他所铸造的这些绝美意象,展示了自己高洁美好的品德。他还借男女情爱的心理来表达自己政治生活中的希望与失望、坚贞与追求。《诗经》的比兴手法一般是触景生情,是实写;《离骚》的比兴,大多是虚构、想象,是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诗经》的比兴大都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的客体,是一种比较单一的比喻、联想;《离骚》却把物我、情景交融起来,使物具有象征的性质,情具有更具体的寄托,构成一种象征体。《诗经》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的片断,《离骚》则构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比兴系列。

       22.简述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正如刘册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1)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

       (2)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a.首先,屈原创造了一种句式长短不齐、音节抑扬顿挫、章法灵活多变的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他善于运用楚国的民间方言口语来写诗,使诗歌语言丰富多彩,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还在诗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和叠音词,创制对偶句式,使作品在悲怆、愤慨的激情里融进一种低徊往复的忧叹与哀思,增强了诗的音乐美。

       b.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c.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23.简述《九歌》的抒情艺术:(考过二次)

       (1)缠绵哀婉的风格:

       a.《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是摹写人神情感,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湘君》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现得缠绵哀婉。

       b.《山鬼》所描述的则正是爱情绝唱。美丽的山鬼披荔带萝,含睇宜笑,只能与赤豹文狸相伴,强烈的孤独感使她的爱情变得凄艳迷离,希望渺茫;“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描写一种解不开的愁结,使人寄予深切同情。

       c.《九歌》中所流露出不可抑制的忧愁幽思,显然契合屈原心态,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

       (2)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从《九歌》

       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中对当时歌、乐、舞同时表演的记录。《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如《湘君》、《湘夫人》,男女双方互表心迹,对唱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萌芽。

       (3)《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且善于用景物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

       (4)《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感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