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为业 读书报告

第一篇:以学术为业 读书报告

       “个性”的学术精神

       ——《以学术为业》读书报告

       10128022 永青

       学术不是被束之高阁晦涩的文字与拗口的语法。尽管由于掌握人数较少的原因,它往往被镀上神圣的外衣。但世界上以此为业的大有人在。那么何为学术精神?以学术为业究其根本是何种心理及素质使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首先,以学术为业将带来什么?收入的保障、精神的自我满足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当然是。不,当然不仅是这样。每件事都不会是它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学术虽不至是一种潦倒的事业,但也来得不这么轻巧。作为一名志愿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而言,正如每一行入行的毛头孩子一样,总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他需要竭尽全力为自己保住教师的职位。尽管这意味着他需要如此努力去权衡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轻重。一个好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一名好的教师。因为教学是一种天赋,而学术则是一种修行。纵观当今的学术研究领域,无论是大学还是各类研究所,已经或者正在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机构难以运转。这也可以解释有人概叹,学术在堕落。以学术为业就是这样一场赌博,外部条件足够残忍,认清你想要的才能让你走得更远。

       学术已经成为一项专业化的事业,它再也不是只要努力就可以采撷的硕果。学术已经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那在这冲破黑暗之前的阶段,一个人应当如何坚持下去,尤其是在面临外界的质疑和内心的挣扎双重挑战时?答案仍然是:看清你想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去做的事情。而一旦你选定了这件事,那就请带着你不损耗的热情走到最后。热情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一闪即逝的灵感之光才是神来之笔,带迷茫的学者走出黑暗的四壁,捕捉光明。热情是灵感的重要前提,这点我们无法否认。但世人获得热情并不难,灵感却如此宝贵。鉴于业余人士的许多想法可以有着同专家的见解完全一样甚至更大的意义,我们将许多解决某个问题的最出色的想法,或者我们的许多最好的见解,归功于业余人士,尽管业余人士的工作方法缺乏严谨的确定性,他通常做不到对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贯彻到底。但这也足够给我们一个不错的总结了:工作和热情,首要的是两者的结合,能够诱发想法的产生。很多学者,像笔者在前文中提到那样,看到学术圣地沦为“资本主义企业”,就已经对学术“失望”,并自觉成为一名麻木的工人。如此学

       者,怎么能激发灵感得到新成果?如果没有新成果那他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将继续对他扮演者同样的角色。如此循环,可嗟叹已。因此,找到你想要坚持的事情之后,热爱它,永远用同样的热情一如既往地热爱。尽管这一切都带来极大的机会成本,但请相信:如果不是合适,你不会成为现在的你。所以不要质疑自己选错了道路,坚持并热爱,就够了。

       那么个性是什么?在科学的世界里个性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努力很久才从韦伯的文字中明白了些许。“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新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科学中如此。”用我浅薄的才能理解来就是:专心做好一件事。个性与个人体验又很不相同。在科学领域,若一个人把他的学科当做一项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并且问“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奉为“公知”的人总能哗众取宠以其个人体验凌驾于科学至上,博得一帮信徒。这种人分散了太多原本应当被投入到学术当中的精力来卖弄学术,必定只能是一场闹剧。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如今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十分消极的评判。那么理智化的意义何在?概括而言,理智化给想知道的人知道的权利。伴随着理智化和理性化对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生存条件的一般只是也随之增长,那些是经验地任务。这里含有的另外一种意思是,有这样一种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来说,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运算实现这一切。而这些就学术研究的任务,使任何时候的知道都成为可能。

       科学真理是太阳,唯有这样的真理,才能不理会幻觉和影子,努力达到真正地存在。为整个世界除魅,这是科学的任务。然而作为科学的传播者与实践者,如何让真理之光扫清所有幻觉是如此困难的挑战。怎样彰显科学的宏伟?科学自身提供了两个伟大的工具——观念与理性实验。通过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让一切无知暴露,安于无知的人才能看到敬畏科学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经常接触到临终关怀的话题,那科学之于临终关怀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结果是消极的,科学并不也不能涉及临终关怀。当然,临终关怀只是作为众多科学领域中医学行业中的一个范例。但这也能得出一些结论:当涉及到伦理逻辑的范畴时,科学并不总能起到作用。毕竟,掌握和利用科学的是人。因此,作为学者,应当在预设条件之初就完成理性与感性的博弈,才不至于在展开之后踌躇不前,错过最好的时机。

       前面也提到过,学术研究者经常主动会被动地作为教师存在着。因此如何在教师岗位上成为一名合格的学术传播者显得格外重要。首先,最基本的一点是:教

       师不应当成为领袖。教师作为在课堂上拥有绝对发言权,或许在所授领域也确实拥有绝对地位,极有可能以过高的姿态去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传播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并以强硬的态度使学生接受,这是一名教师极容易走入的误区,然而这一切却大多都是无意识进行的。因此如何防范这一切,并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传播科学的“个性”而非“个人体验”的确任重而道远。

       读完本书,感概前人思维的精妙与角度的特别,更深感自身的不足。吾将上下而求索,追逐个性的科学,以无损耗的热情走到最后。

第二篇:《以政治为业》读书报告

       马克思·韦伯《以政治为业》读书报告

       一、作品版本与简介

       (一)作品版本介绍

       【著作名称】《以政治为业》

       【原文】{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钱永祥

       【文章相关信息】《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台北:远流,2022年五刷

       (二)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韦伯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雅斯贝尔斯对于韦伯的评价是:“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捉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却有无限的潜力”。韦伯终其一生都热衷于政治,渴望献身于政治。他的政治思想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二、本书的内容概要

       (一)本书的创作背景

       《以政治为业》是《学术与政治》一书中收录的第二篇演讲,作于1919年,其时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大繁荣,大萧条等都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铺开。整个时代的精神是焦灼不安的,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关头,德国学者的思想力度往往能放射出浑朴而有质感的光芒来。这本书并没有拯救日后陷入法西斯泥淖的德国,但二战的乌云散去后,它的价值如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金子最终为世所公认。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本篇演讲稿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以政治为安身立命的“志业”?志在参与政治的人,是否在近代世界中,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意义,为世界创造价值?本篇讲稿中,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并在道德、价值层面上批判反思,围绕关于“一种志业的政治是什么,以及这种政治能够具有的意义”的主题作了详细解读。

       译者将文章分为十个部分,从而使我们能更清晰地明确文章结构。

       第一部分主要对“政治”和“国家”作了界定,并阐释了国家存在的“正当性”的类型。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政治上的权力支配所必须的要素:人与物。文中提到:“支配的经营需要由人组成的行政管理僚属和物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具”。行政的实质工具由从属的行政僚属自行掌握的组织便是“身份制”政治团体。近代国家将行政工具收夺和垄断,形成了制度化的支配团体。同时,在这种政治收夺权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最初意义上的“志业政治家”,他们主要是为政治上的支配者服务。

       第三部分对政治作为副业和主业、“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辨析。

       第四部分具体介绍了职业政治家的类型和性格。职业政治家的类型主要有:僧侣、文人、宫廷贵族、士绅和法律家。其中,律师在政治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能‘有利’地处理一个‘有利’的主张或立场”。此外,官吏和政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吏应该“无好无恶”的从事职务;而政治家的本色是“有恶有好”。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群众政治家中新闻工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前途。认为,新闻工是群众政治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第六部分主要介绍了政党经营型态、政党的发展、政党新旧型态之间的冲突以及党工。文中提到,政党是由具有利益关系的人来经营的。最近代政党组织形式的的出现,“意味着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的到来”。望族式的结构型态和近代政党式的结构型态之间的潜在斗争也有了突破和进展,即没有普遍承认的领袖存在。

       第七部分主要介绍了英国、美国和德国政党的基本情况。

       第八部分主要解读了新式政党机构的出现和领袖的关系、领袖民主制的前景和机会以及志业政治家的出路。文中指出,新式党政机构主要是业余的和经纪人的机构,它们的出现都依赖于领袖的存在。然而,领袖民主制的后果是使追随者“丧失灵魂”。相反,没有领袖的民主又会导致“派系”支配的情况出现。因而,志业政治家的出路并不明朗。

       第九部分阐述了政治作为志业的心理意义:可以让人获得权力感。文中还提到了志业政治家人格上的三种重要条件: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同时,政治家必须克服虚荣感。然后,谈到了信念以及价值对政治行动的意义。

       第十部分提出了志业政治家应有的警觉。认为,从事政治的人首先应该意识到“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吊诡,并且磨炼韧性,具备承受现实和面对现实的能力。指出:“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儿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所以志业政治家必须能够承担起“使命与召唤”,勇敢面对艰苦前途的考验。

       三、读书体会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考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目录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篇文章“好乱”,整个目录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而当我细细读下来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篇逻辑性非常强的文章。例如,通过读韦伯第一部分里主要说明政治和国家的定义,我们就能了解到实际上政治就是为了谋求或者说是影响以暴力为绝对后盾的权力。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了解了政治的本质之后,我们才能更深一步的去讨论有关政治的意义和目的等有关问题。韦伯在第一部分的最后,提出人们为什么要服从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这个问题,引出了第二部分当中的人们之所以服从的内在理据以及后面的外在手段。在整个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政治观,提出了合法统治的三类型说,分析了官吏与政治家的角色差别,评析了官僚制。

       韦伯是第一个全面研究官僚制的政治学者,他把与法理型统治相对应的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称为官僚制,并将官僚制视为权威分配的一种有效制度。他说:“官僚制的国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可以消除混乱,维持秩序,从而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设有官僚行政管理班子的合法性统治”则是最理想的组织结构,是组织的纯粹形式。这种理想的行政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各种公职或职位按权力等级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指挥链或者等级原则;其二,实现劳动分工,明确规定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和责任,并且把这些权力和责任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其三,行政管理人员要遵守有关他的官方职责的严格规则、纪律和制约这些规则和制约将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而且毫无例外的普遍适用于各种情况。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和效率的组织工具,一方面,适应了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又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由于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可靠性等方面比其他组织形式都要优越,所以纯粹的官僚集权制组织是进行社会管理的最合理的手段,是人类迄今发现的管理大型组织的最好模式。任何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韦伯虽然充分肯定了官僚制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并不欣赏这种制度——他认识到官僚制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奴役,它可能不再服务于人及其需要,而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产物。于是,人便从属于一架无情的官僚机器。官僚制固然能有效管理现代生活,但个人常常不能掌控这种机制,因而个人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活动,人们都成了毫无生气的“秩序人”。人类生活不断秩序化、理性化的结果将是一个“冰冷的北极夜晚”——人类陷入以权力统治和理性为根基“铁笼子”里而不能自救,韦伯认为这是十分悲哀的事情。韦伯的这些担忧令人深思,至今仍不乏启发意义。

       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期受社会革命改造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思想的影响,再加上马克思批判官僚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政建设主要体现反官僚制情怀,“打破”官僚制为发展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制度化建设在党的建设及国家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党内对建立理性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等等。但是,在制度化、法治化建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超越”官僚制的潮流,以责任、回应、公平、合理、参与、透明等为价值标准,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价值目标,探索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途径。

       在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公务员制度等为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正在逐步完善与发展,但与此同时,官僚主义与官僚陋习也在滋生蔓延。官僚主义与官僚陋习二者形成机理的内在矛盾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官僚制,以后官僚制精神为指导,大胆创新执政党的工作方法和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政府创新指明了方向,即以实现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当前,各地各级党组织在提高工作效率、遏止官僚主义、树立清廉形象、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基层调研。为了弥补政党或政府多层级汇报体制中存在的信息截留、信息噪音等缺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每隔一段时间就深入基层,了解基层群众的民生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决策的最新依据。第二,党内民主。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沿着这个思路,党内民主蓬勃发展,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党内选举、票决制、党务公开、党代表常任制等为内容的党内民主正在各级党组织中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三,协商民主。当前,协商民主在我国已经突破了西方话语的固有含义,开始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执政党和政府事务的参政议政,即政治协商的过程;二是各级政府在出台公共政策前与群众进行协商的民主恳谈、民主听证的过程;三是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出现的公民性论坛即社会协商的过程。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党和政府的公共事务与决策,有利于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第四,电子政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党务公开为目标的电子政务在各级党委政府中被列为重要工作目标,其中书记信箱、市长信箱、主要领导干部与网民在线交流等党群、干群交流模式已成为一种时尚。第五,县(区)、乡两级干部进村、进社区。县(区)、乡两级干部常年深入农村、深入社区,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这对于探索“后税费”时代县、乡两级干部角色转变具有重大意义。第六,领导干部“大接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群众疾苦,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中央要求全国市(地区)、县(区)两级党委、政府实行领导干部“大接访”制度,要求按照市(地)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季度接访一次、县(区)主要领导干部一个月接访一次的标准认真处理好群众来信来访事件,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尽量将各种社会矛盾处理在当地。第七,“一对一帮扶、结对子”。为了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帮助困难群众脱贫,各地党委、政府纷纷开展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一对一”帮扶或称“结对子”的活动。第八,党内关爱与帮扶机制。为了激发普通党员、党员干部关心和帮助贫困党员,切实解决贫困党员的生产生活问题,最终实现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近年来,各级、各地党组织都在大胆探索,积极寻求建立党内帮扶和关爱机制。

       当前,我国执政党的建设中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即继承和发扬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以超越官僚制的新思路克服官僚主义和官僚陋习,建立牢固的党群、干群关系。

第三篇:以煤为业 无私奉献

       以煤为业 无私奉献

       ——窑街煤电集团公司金河煤矿优秀党员张伟东同志先进事迹

       金河煤矿综采二队党支部书记张伟东同志,自2022 年从甘肃煤炭工业学校分配到金河煤矿工作以来,从事技术员工作七年多,2022年为综采二队党支部书记。不论从事那项工作,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扎根一线做奉献

       七年来,张伟东同志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干劲,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一名业区队主管, 虽然职位发生了变化,可他工作的热忱没有改变,以矿为家、以职为荣、以苦为乐、自我奉献的精神没有变,自始至终都坚持奋战在生产第一线。所有这些成长的历程见证了他脚踏实地的成绩。在平时的工作中,为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了解井下地质资料,张伟东做到勤学、多问、多观察,他谦虚谨慎,为人诚恳,善于换位思考问题,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平时对照图纸加强自学,熟练掌握了一些地址构造的识别方法,为保持井下正常回采作了大量突出工作。加强职工的教育培训,他把每位职工当亲人看待,对不参加学习和思想落后的职工,实行亲情化帮教,直到弄懂回采工艺为止,提高了职工们的技术素质。在井下他与职工一起摸爬打滚,职工们不懂得和蛮干的细心说教。时刻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二、严抓细管创业绩 在他任综采队技术副队长期间,坚持跟班下井,出满勤,干满点,一心扑在工作上,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身到企业发展事业中。同时他根据不同时期的生产条件和职工人员素质结构,积极探索,从点到面,层层分解,不断创新安全管理理念的新方法,新举措,落实现场管理零距离,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极大的鼓舞了职工工作热情,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实现了高效、低耗。七年来的工作实际,在困难和危险面前怎样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回采1529工作面时,工作面地质条件差,设备管理困难。同时深入施工现场,对安全和工程质量严格检查,对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当场督促整改,做到从严从细管理。他爱岗敬业,勤奋务实的精神,让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被感染,在他身上表现出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体现出了工人阶级的时代特征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和风貌。

       三、安全生产促发展

       在综采队工作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任何事故都可防、功夫全在管理上”的安全理念。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抓好每个岗位,每一个工作流程,每道工序的精细化和标准化,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管理流程。井下现场跟班时,他重点抓好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他深知,安全是煤矿的天字号工程,是职工的最大福利,因此,他时刻要求和带领职工严格按章作业,规范操作,并处处率先垂范,要求职工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达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目的,真正在安全生产上做到“人人身上有重担、个个头上有目标”。同时利用班前会,学习日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让职工明白安全是自己的事情,遵章保安是法律法规的要求,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安全自己管,依靠他人不保险,我的生命我负责的理念,形成了自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敢于对不安全行为说不的良好态势。提高了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业务技术素质。张伟东同志凭着一颗对党、对事业忠诚的赤子之心,默默地在煤海中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辛勤的劳作必能换来丰硕的果实,曾经满载荣誉走进金河煤矿的张伟东。在如今,他正以稳健的步伐带领综采二队的职工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第四篇:《政治家》《以政治为业》读后感

       《政治家》和《以政治为业》的读后感

       普法二班

       赵严 202200040137

       《政治家》作于《理想国》和《法律篇》之间,柏拉图借此探讨的是治国之术的定义,采用的是二分法与打比方相结合的探究方法。涉及了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根据法律而区分出的六种政体。涉及了达到真理的捷径“中”的探讨(中庸)。在《政治家》中体现了柏拉图徘徊于人治与法治之间:追求理想国度还是适应政治现实。在此篇中柏拉图在法律的地位、治国与权力、治国与治家以及理想国的可能几方面来论述了他的思想。

       《以政治为业》是韦伯从政治的含义、支配权的类型、现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以政治为业的方式、专职官吏的兴起……..以政治为业的含义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他关于近代政治的理解。

       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方面对政治做了他们各自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共同点,都提到国家、权力、以及权力的参与者。我们可以从国家、权力、以及政治家方面来对两篇文章进行理解。

       在《政治家》中柏拉图提到在柏拉图看来,治国之术不屈从于权力,相反,治国之术研究的就是权力的操作。哲学家不愿涉入统治,因为这于他而言,不及自身掌握真知,而又遨游天外来得惬意。哲学家是被迫参与统治的,因而也就不存在了贪婪、权力约束的问题。相反,治国之术被认为是一种技艺,而只有哲学王才掌握这一技艺,才知道什么人适合做什么,所以国王应当被赋予无限的权力。但是,事实是叙拉古的例子告诉大家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哲学家手中,而这带来的只能是暴政。

       《以政治为业中》韦伯提到“国家是这样一个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 韦伯认为国家所特具的手段就是暴力的使用。当然,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常用手段或唯一手段。韦伯将其政治概念限于国家层面的领导活动,而国家又是特定疆域中正当暴力行使的垄断者,政治便必然与国家的权力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

       他们都认为在国家治理与政治当中权力以及权力的分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在一个组织中,权力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你可能会像尼采那样,认为“权力让人奴颜卑膝”。但是如果没有权威的话,事情就无法进行,而树立权威的前提是使用权力。另外,获得权威和权力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或许你会认为这样很可悲,许多公司也否认其组织中有这样的活动,但实际上,这种活动普遍存在,因为人们在追求权力,而且通常靠搞政治活动来得到它。

       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权力的是“恶”的,古往今来正是由于一些政客对权力的追逐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了一些政治的阴暗与腐败,成为了一个让人不愿提及的阴暗角落。但是,权力的存在必须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作用,权力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认为权力乃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设。它本身是以相应权利为基础,权力的本源在于利益。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了维护群体生存、发展和秩序,保障权利,实现正义而产生的。而为此利益,原始社会氏族中的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便让与一部分权利而形成公共权力,而正是公共权力的出现及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才有了法定权力,并有了法定权利。权力是权利的分流与让与,权力是以权利为基础,权力的本意是为了权利。但权力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扩张性,同时由于权力的执掌者受人性和时代的局限,使权力容易脱离其授予的本意而压制权利。迄今权力演变史表明,公共权力虽然时常同民众权利相背离、超越和异化,但它毕竟本源于民众权利,并始终环绕民众权利而波动起伏。它有时同权利基本保持一致,有时明显偏离,当长期严重背离而得不到修正时,政治改良或革命运动迟早会爆发,又使权力向权利回复。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日益进步,就总趋势看,权力背离、超越和异化曲线的波动幅度会愈来愈小。

       权力的本质在于正义,不具有任何正义的权力是赤裸的暴力,即使这种正义为现实的非正义所假借和压抑。权力应当与权威相结合,公益、保障能力和不可处分是权力不可缺少的三要素,三者缺一都不能构成完整的权力。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其载体可能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在于保障权利,维护正义。权力的本源在于权利,服务才是权力的灵魂。因此权力是不能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是一个人人有私欲的社会,权力对人们的规制是为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使人们在这种秩序中受益。即使权力一旦产生便独立于权利,有可能与权力的要旨产生偏颇。但是权力毕竟来源于权利,它同权利基本保持一致,有时明显偏离,当长期严重背离而得不到修正时,政治改良或革命运动迟早会爆发,又使权力向权利回复。因此,权力的瑕疵并不妨碍它继续合理的存在。

       权力应当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又是国家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政治家》柏拉图所提到的权力应当掌握在哲学家手里,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权力滥用的问题,可是这种想法只能说是仰望星空,不切实际。在这个问题上韦伯在演讲中提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靠政治为生的人,是将政治作为收入来源,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而“为”政治而生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视为他的生命。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一个人要想“为”政治而生当然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最基本的就是经济独立,不必依赖政治给他带来收入,最好是经济上有一定的“闲暇”。韦伯进一步指出,从事政治的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吏,一种是政治家,这两种人都把政治当作职业。区别在于官吏是“依靠”权力而活,但不参与权力斗争,完全按章行事。他们缺乏独立的政治信仰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不会进行价值评判,在工作中不需投入自己的感情,其荣誉在于忠于职守。而职业政治家是“为了”权力而活,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拥有自己的立场,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对权力所赋予的工作负起个人责任。韦伯认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激情;二是责任感;三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因此一个政治家不能被要求是一个“真正道德的基督徒”,他应采纳的伦理是道德与政治目标的权衡、以及负责任的伦理,并且必须对他的职业拥有强烈的热情、同时还必须学会将自己的情绪好恶与实际目标区隔开来。在这里,韦伯强调了政治家坚持责任伦理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这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于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但是信奉责任伦理的人,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责任理性,预知行为后果并同承担责任。韦伯在演讲结束时说:“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韦伯一直强调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之间极其深刻的对立在这里却走向统一,而统一的关键就是化责任为信念。因此,一个成功的掌权的政治家应当是拥有这种信念的人。

       国家政治与政治权力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当从柏拉图与韦伯的思想中得到有益于现代化政治的理念,从而发扬光大。

第五篇:《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闫心语

       以学术为业

       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在不断丰富的知识、思想和问题冲击中,变得忙碌,变得焦躁不安,人类再也不会达到古代社会的人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和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了解,人们越是力图了解得更多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大的未知的领域,太多的未知总是令人恐慌。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地正确,比起这句我更欣赏的是在《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人类是有着掌握这些知识的能力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来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后,人们的理性不断地膨胀,就像哈耶克笔下的自负,认为没有理性所不能及的,总是力图追逐掌握知识的宽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不过在现代社会这也实属正常,时间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识,新的领域,还有多少人满怀热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着一个为之着迷的问题?这是我看完“以学术为业”之后,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思考。韦伯的这本书恰恰可以给处于狂热的迷恋于理性的人们一记警示,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书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说成古人写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们去看现代人所写的书,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现代做学问的人太“忙”了。韦伯在演讲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会出现在匆忙之间。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以前,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看《学术与政治》之前,我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如水与火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看过《学术与政治》后,却对其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学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就把两者放在对峙的位置,这种习惯使然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去追问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

       在此之前看过丹·布朗写的《天使与魔鬼》,看完之后,科学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开始了瓦解。科学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它也可以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自鸿蒙之处,教会就与上帝的敌人进行着斗争。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挺了过来。但是,过去的魔鬼,只是指责与憎恶„„这些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敌人。可是,撒旦是狡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抛弃了凶暴的面具,重新换了衣服面孔„„一副理性的面容。你倒是说呀,科勒先生!教会如何才能宣布那些培养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事物的罪过!我们如何才能反对那已成为我们社会根基的事物!每次教会提高嗓门做出提醒,你们就反过来大叫,说我们无知、偏执、专制!你们把科技创造的奇迹神圣化。让我们明白科学的到来是要把我们从疾病、饥饿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看看科学——看看这位不断床在出奇迹、无所不能且乐善好施的新上帝吧!它无视武器制造与混乱局势!不管人们严重的孤独感和没完没了的危机。这就是科学。1”这段话很是让我震惊,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祛魅时代下的中国人的信仰该何处安放?„„科学在否定并试图摧毁人类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它本身是否考虑过重新建立一个人类的心灵的栖息场所。”,“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的无限之中”,在现在的社会,所有以前的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已面目全非,人们只能在不断的知识的刷新中追求这种意义和价值,但这个过程又是没有终结的,因此人们的这种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许多的邪教组织,如最近出现的“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相关部门理所当然的打击了这些邪教组织,但每当此类的邪教出现的时候,仅仅这样做就行了吗?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媒体,仅仅停留在打击或者报道案件本身,而对频繁出现邪教组织的原因却置若罔闻,我认为这是极其不正确的。就上边“全能神”例子而言,为什么在国家如此大的力度不断宣传邪教组织的特征以及危害的现实下,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信仰?我想,信仰的危机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在看“以学术为业”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的时候,突然就蹦发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前边那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他在书中举一个医学科学的例子,“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说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 1 选自《天使与魔鬼》 丹·布朗 第十八章 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处于自身目的的偏见。”科学所告诉的只是怎样做,告诉的是方法,至于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科学给不出这样的答案,它也不能这样做。科学的意义是在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科学是人类不断追求终极关怀的道路上的工具,而它本身并不是终极关怀,“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所以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给科学与宗教贴的互相对立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宗教是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而科学则不是。韦伯在这一部分引用了斯瓦姆默丹一句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不敢想哪位科学家会这样说一句:“我通过计算光速,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大众来说科学可能是和上帝同样的存在,而对于科学家来说我就不能以我的角度去贸然揣测科学家们本人对其事业的定位。我认为现今用科学去否定宗教是不对的,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它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并且在教育中,科学也不能先入为主,它只要做好对自己学科的诚实就好。学术就是学术,需要与价值判断拉开距离。教师不应是领袖

       这是使我最受触动的一点,因为我是一名师范生。

       读完这一部分,我把这段文字的很多语句都摘抄在了我的日记本上,因为我感觉这是现在很多教师所缺少的,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努力靠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未来我站在讲台上我能始终秉持这一点。

       “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必须秉持的。人在小的时候最容易接受一种价值观,因此,这时教师就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美国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在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在引文的后边注了这样一句话:仅供参考。这样的话,就给了学生继续充分了解知识的机会,而不是塞给他们现成的一个观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避免千人一面的社会出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得很快,但文学、思想等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由国家统一施行的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相似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文化最灿烂的时候,大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才能各持己见,不会担心被同化掉。

       以政治为业

       在这篇演讲中,韦伯首先为我们明晰了几个概念——政治:从广义上来说,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从狭义上说,以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为例,政治就是指争取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它所特有的手段是暴力的使用,并且享有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接着,说明了支配权的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魅力型是以“天职”为追求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效忠,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在这儿,我想说一下,韦伯在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幕僚和行政工具。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这项事业使得生命更加具有意义;靠政治生存的人,仅仅是把他当作是收入的来源。显然,对于前者而言,要想从内心出发,把政治作为事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条件的,这就导致了“财阀统治”的出现;而后者把政治当作收入的来源,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出现,它把国家作为一个面包篮子,通过控制从而获得对官职的分配权。官吏和职业政治家

       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做官了,就是从事政治了,但韦伯告诉我们官吏只是官吏,他并不是立场鲜明的政治家。

       “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官吏是政治经营的工具。真正的官吏,无论是行政官吏,还是政治官吏,从职责(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方面来看,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韦伯认为这一点是维系统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值得现代人思考的。如果每个官吏都渴望着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渗入自己的想法,那么这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先不论“政治领袖”所下达的这个任务的对与错,如果一个国家中这种官吏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其统治秩序便会岌岌可危。这让我想起了刚刚淡出人们视线的“***事件”。***在仕途呼风唤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形象,对于一些时事他也总是采取鲜明的立场,如他曾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过:“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不过时,而且正当时,重庆正处在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这样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话语,使得他作为官员的职责,转换成了人格的魅力,在很多时候,重庆人对他的崇拜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他作为官员应有的专业素质。用韦伯的话说,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然超出了一个官吏的职责范围。当一个政治家对一件事情采取立场的时候,他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承担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转嫁这一责任。而一名官员,如果渴望着政治家那样的个人魅力,那么就如韦伯所言,只会是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因为对官员的内在约束只有他本身的道德素质。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

       新闻工,在韦伯看来是典型的“靠”政治吃饭的人,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儿所说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指的是政党政治所直接牵涉的那一部分。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现在,是政治家们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闻工作的道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和政治相关的媒体,他们更多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或者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在这儿,我认为他们所发表的“意见”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如此一来的话,新闻工是经常要忍受内心挣扎的痛苦的,要么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工作,要么发表“令人”满意的意见,就像前一句所提到的“所面对的特殊的困难”。

       在我国,据我所知,没有一家私营的出版社,它们都是“靠”政治吃饭,这样一来它们就很难做到不受政党的影响,甚至成为政党的喉舌。因此,在未来我希望新闻机构可以出现由私人承办的。在这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只有允许各种价值判断的存在,使人们去了解、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思想,从而保持头脑的清明的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屏蔽掉其他价值判断,仅仅塞给人们某一种价值是不妥当的,是逃避这种价值多样化现实的怯弱的表现。在现代多样化的时代,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面对这些现象,我们不能就已被我们所接受的价值或者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价值去否定,这也就是韦伯的“价值无涉”,同时我认为,也是价值的宽容。